近日，广东嘉应制药及相关主体接连收到行政处罚、监管警示函与交易所公开谴责三份“罚单”，关联方资金拆借、违规财务资助等违规行为浮出水面。尽管相关资金最终连本带息归还，但暴露出上市公司资金监管的薄弱环节。笔者认为，对此类行为应明确为违法行为并规定行政处罚措施。

　　嘉应制药董事长同时也是湖南药聚能的实控人。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期间，嘉应制药子公司湖南嘉应以月初转出、月末转回的方式，向药聚能提供短期资金拆借，累计涉及金额为21999万元。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未依法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也未按规定及时披露。此外，2024年9月至11月，湖南嘉应向三家非关联企业提供合计6500万元的财务资助，上述财务资助未按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尽管上述资金本金及利息均已归还，但上市公司大量资金短期抽离，即便后续补齐，也可能导致公司错失原材料低价采购、研发投入等机会，这种隐性损失远非利息所能弥补。而且，违规财务资助还可能形成坏账，直接侵蚀股东权益。

　　目前，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违规资金拆借、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等行为，主要从信息披露违法的角度予以惩戒。然而，这种惩戒力度相对较轻：依据证券法第197条，对隐瞒不披露的行为最高仅可处以500万元罚款。这样的处罚可能忽视了资本市场的“时间价值”与“机会成本”，甚至容易滋生相关主体“先挪用、再归还”的侥幸心理——若信息披露违规未被查实，便可逃避一切惩戒。显然，此类违规行为的实质并非信息披露问题，而是相关主体漠视上市公司独立财产权，借助实际控制人或内部控制地位，图谋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要有效遏制和打击资本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必须直指资金拆借等问题的核心实质，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而非仅通过信息披露等侧面手段“旁敲侧击”。唯有如此，方能明确此类行为的违法性质，并切实强化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为此，笔者建议：

　　首先，证券法可增设相应行政处罚条款。可将目前“违规占用”“违规拆借”“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等行为，明确为法律所禁止的违法行为，并增设处罚条款。要将行政处罚与违法占用（违法拆借、违法资助）金额、期限、净资产占比挂钩。例如，占用资金超净资产10%的，对责任主体可处以占用金额10%—20%的罚款，或远超信披违法的500万元罚款上限。

　　其次，要精准区分违法主体责任层级。谁从违法行为中受益最多，谁就应受到最严厉的惩戒。一般来说，占用资金等行为，主要是由控股股东、实控人、董事长等决策并受益，对其罚款金额应远高于执行层，要形成“决策者担主责、受益者受重罚”的局面。对执行层面的责任主体，需根据具体履职情况追责、处罚应与其失职程度匹配。

　　其三，应构建“行政处罚+市场禁入+民事追偿”的立体惩戒体系。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行为，可能直接损害上市公司利益，除了行政处罚，还可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同时证券法也可对此明确民事责任，此类行为即便归还资金本息，也需赔偿上市公司因资金短缺产生的机会损失。投资者保护机构可推动集体诉讼，支持中小投资者向违规主体索赔，让违法成本远超收益。

　　其四，强化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刚性约束。应要求上市公司建立资金流动“多重核验”机制，大额资金划转需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群体等多重审批，财务总监对资金流向需承担终身责任。对未履行勤勉义务的独立董事等也应纳入处罚范围，既要处罚违法者、也要处罚未勤勉尽责的监督者。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依赖于上市公司资金的绝对安全性，对非法挪用资金等行为，唯有从立法层面明确违法性质，同时强化对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才能让违法者不敢再犯，由此彻底遏制实控人、内部人随便揩油上市公司等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