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监管部门一连串批复文件揭示了农行在吉林的机构整合大动作。短短半个多月内，长春发展农商行、延边农商行、敦化农商行等192家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分支机构纷纷更名为农行分支机构。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今年7月，国有大行入局“村改支”，工行收购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开启了大行参与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序幕。不到三个月，农行在吉林的整合规模便远超这一尝试，呈现出系统性推进特征。

　　从历史渊源看，农行与农信系统曾有数十年隶属关系。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以市场化方式重新介入改革，既是对1996年“行社脱钩”后监管框架的突破性实践，亦为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提供了“大行带小行”的创新样本，反映出中国金融业应对区域性风险、重构县域金融生态的战略转向。

　　吉林农信改革“双线并进”，部分农商行支行、分理处等被农行整合

　　10月12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显示，同意《农业银行延边分行关于延边农商行新桥分理处等机构更名的请示》，将102家机构变更名称。

　　其中包括，延边农商行50多个支行、分理处、储蓄所，吉林龙井农商行的30多个支行、分理处，吉林敦化农商行的多家支行、分理处、储蓄所，均变更为农业银行的支行、分理处。

　　9月29日，金融监管部门对长春发展农商行朝阳支行等57家机构变更名称进行批复，更名为农业银行的支行。9月26日，监管部门批复，延边农商行和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19家分支机构、白山江源农村商业银行的12家分支机构，以及延边农商行发起成立的两家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变更为农业银行的支行、分理处。

　　合计起来，一共有192家吉林农商行支行、分理处等被当地农行整合。

　　吉林农信改革呈现出“双线并进”的鲜明特征。

　　今年8月，吉林农商银行获批成立并开业。作为省级法人金融机构，其由长春农商银行和四平城区联社、宁江区联社等13家法人机构新设合并组建而成。

　　这一改革路径与全国其他省份相呼应。目前，浙江、江苏、辽宁、河南、山西、四川、广西、海南、新疆等地的省级联社改革已完成或正在推进。其中，浙江、山西、江苏等地选择了农商联合银行模式，而海南、辽宁、河南、新疆则选择了省级法人农商行模式。

　　与此同时，农业银行通过承接部分机构资产等方式，参与基层网点转型。这种“省级统一法人+大行专业赋能”的双轨并行模式，成为本轮改革的核心创新。

　　“分久必合”，农行参与农信社改革打破了“省内整合”局限

　　农业银行与农信系统渊源颇深。1979年，国务院明确农村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又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信用社一律划归农业银行领导。

　　直到1996年8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农业银行才与农村信用社脱离行政隶属关系。

　　从历史角度看，农业银行参与农信社改革是一种理性回归。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农业银行和农信社也经历了分分合合。从目前大行定位来看，农业银行是县域优势突出的国有大行，分支机构遍及乡镇，接过吉林当地中小行改革化险的担子是比较合理的。”

　　农业银行2025年半年报显示，其境内分支机构共计22914个，包括总行本部、总行营业部、4个总行专营机构、4个研修院、37个一级分行、410个二级分行、3313个一级支行、19102个基层营业机构以及42个其他机构，庞大的网络体系为承接农信网点提供了基础。

　　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进程中，城商行合并重组早有先例。2020年11月，四川银行在攀枝花市银行和凉山州银行基础上组建；2021年4月，由五家银行合并的山西银行揭牌；2022年5月，中原银行吸收合并了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和焦作中旅银行。

　　直至2025年7月，国有大行开始入局，不过是将旗下的村镇银行改为支行。彼时，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津监管分局称，同意工商银行收购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并设立工商银行重庆璧山中央大街支行，承接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清产核资后的资产、负债、业务和员工。

　　业内人士认为，与前述合并情况不同，本次农业银行参与吉林农信改革，打破了此前农信改革局限于“省内整合”的固有框架，为农信改革提供了新的参与主体和力量。

　　这种由国有大行直接承接的方式，既避免了局部风险积累，又保障了金融服务的连续性。

　　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第三条路径”，释放多重积极信号

　　此次整合的动因，既源于农信系统的内在压力，亦契合监管层对县域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从全国范围来看，部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不足、不良资产累积等问题亟待处置。而此番大行的介入，为风险化解提供了市场化路径。

　　此前，浙江、江苏等地多采用“农商联合银行”模式，通过省级联社统筹资源；而辽宁、河南等省则推动全省统一法人。

　　前述业内人士指出，吉林案例中，国有大行的加入形成了“第三条路径”——省级法人机构负责战略统筹，国有大行输出风控与技术，基层网点专注服务落地。这种分层协作机制，既避免了单纯合并可能引发的“大企业病”，又解决了小机构数字化能力不足的痛点。

　　他认为，从行业影响看，此次整合释放了多重积极信号。首先，国有大行通过承接高风险机构，加速了金融资源向县域倾斜。

　　此次改革与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要求深度契合。农行通过承接农信机构，可快速扩大粮食安全、新型农业主体等领域的服务覆盖。

　　其次，改革重塑了农信生态竞争格局。过去，大型银行下沉挤压了农信机构生存空间，而此次合作或可通过差异化分工——例如农行主攻大额对公业务，农信网点聚焦小额零售，实现错位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一体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转型发展，综合采取补充资本金、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方式分类化解风险。

　　此外，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

　　“此次农行躬身深度参与吉林农信机构改革，正是‘一省一策’的生动实践。”前述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各省农信改革进程加快，吉林模式为全国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农信改革将不再局限于省内机构之间的整合，而是进入更开放、更多元的协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