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规划纲要在指导思想提出，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任务，明确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分专门篇章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建设作出规划，明确了巩固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引领优势、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等多项目标任务。

　　日前，北京大学副校长董志勇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对北京此项目标任务提出多方面建议。董志勇提出，要依托顶尖科研资源禀赋，加快“卡脖子”技术攻坚，同时引导“耐心资本”投资，发挥多层次资本的攻坚合力。

　　他建议，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持续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建设，以破解科技成果转化堵点。此外，北京要着力推动全域“城市场景”开放，在城市更新、智慧交通、应急管理、生态治理等领域加快数据开放，通过设立“产业应用场景示范区”等举措，将城市治理难题转化为向全社会“揭榜挂帅”的应用场景清单。

　　加快“卡脖子”技术攻坚，引导耐心资本投资

　　新京报：北京具备雄厚的科研技术资源禀赋，如何持续发力推动科技创新？

　　董志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推进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我认为北京应从两方面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一是依托顶尖科研资源禀赋，加快“卡脖子”技术攻坚；二是引导耐心资本投资，发挥多层次资本的攻坚合力。

　　北京科研平台密集，汇聚顶尖智力，高精尖人才储备充足。面对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求，北京需要将资源进行精准聚焦，优化相关要素配置。例如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北京正进行“定向”的资源汇聚与模式创新，力求让各类要素直接作用于创新链的薄弱环节与产业升级的卡点。

　　新京报：你提到引导耐心资本投资，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发挥资本的作用？

　　董志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长期、稳定的资本支持。为此，北京需要发挥好国有资本的“国家队”引领作用，以及民营企业的生力军作用。

　　截至2025年，北京市政府引导基金已累计带动社会投资达1040亿元。基于此，2026年要继续优化政府投资基金考核机制，提高对长期价值和风险的容忍度，推动国有创投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同时，继续完善“卡脖子”技术清单与动态项目库，以政府资金作为耐心资本和“风向标”赋能核心技术攻关。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中，已成为推动技术变革的生力军。

　　去年颁布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支持有能力的民营经济组织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因此，北京市应着力清理项目申报中的隐性门槛，在资金、数据、场景等关键创新要素配置上，加大对科技型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确保其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享有平等地位。

　　推动全域“城市场景”开放，应用城市创新成果

　　新京报：科技创新的成果转换至关重要，如何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董志勇：首先要破解转化堵点。为了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效能，北京可以从硬件开放与市场交易两方面着手。要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持续布局研发与中试平台，构建开放共享的“创新基础设施”。以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例，其累计开放机时已超过123万小时，显著带动了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

　　其次，要持续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建设。加快建设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发挥技术交易市场对创新要素的吸引作用，通过市内高校与企业精准对接，推动实验室成果有效落地。

　　新京报：对于加速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规模化应用，你有何建议？

　　董志勇：科技与产业的融合，离不开庞大市场的验证与牵引。北京市要充分发挥内需大市场的精准牵引作用。通过高端引领、规模庞大的内需市场，能够精准牵引研发方向，加速实验室成果的产业转化，并倒逼企业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投入。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8.9万元。庞大且高品质的消费需求，正推动北京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内需引领转变。

　　此外，北京要着力推动全域“城市场景”开放。城市创新成果最直接的应用场景就是城市本身。未来，北京要在城市更新、智慧交通、应急管理、生态治理等领域加快数据开放，通过设立“产业应用场景示范区”等举措，将城市治理难题转化为向全社会“揭榜挂帅”的应用场景清单。这样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数据要素与测试环境支撑，还能在真实场景驱动下加速技术的商业化迭代。

　　新京报：在未来产业方面，你对北京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有何建议？

　　董志勇：北京正致力于打造“南北双核”的未来产业集聚区，北部依托怀柔科学城和中关村等创新高地，聚焦大科学装置与硬科技研发；南部依托大兴国际机场和亦庄经开区，聚焦高端制造。

　　我认为，还要深化“京津冀”协同机制，北京聚焦研发与总部功能，天津、河北承接中试和规模化生产，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加快构建“需求-培养-就业”闭环驱动的人才供应链

　　新京报：中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强化“投资于人”发展战略？

　　董志勇：首先，我们要解决“人才供需结构性错配”的问题。2025年，北京市高校毕业生近30万人，总体规模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也随之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就业压力除了岗位供给总量影响外，还包括“人才供给结构”与“新质生产力岗位需求结构”的错配。一方面，部分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脱节，导致毕业生“有学历、无岗位”，另一方面，专精特新、硬科技企业以及高端制造业面临“招不到人”的窘境。

　　针对这一堵点，北京市应该加快构建“需求-培养-就业”闭环驱动的人才供应链。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依托北京中关村学院等创新平台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在这些平台上，高校与龙头企业在物理空间、导师团队、培养过程上实现三重深度融合。

　　同时，建立“入学即入研”模式。研究生的论文课题直接来源于产业一线的技术难题，缩短人才成长与成果转化的周期，全面提升人才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人才培育关口前移。实施“启研”计划等，支持高年级本科生早期接触基础研究，适度将创新人才培养的触角延伸至基础教育阶段，系统性提升涌现领军人才的概率。

　　新京报：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还有哪些壁垒需要破除？

　　董志勇：人才潜力能否释放，关键在于评价体系与流动机制。为此，要破除“五唯”，推进职称评价制度改革，这是实现科研工作提质增效的关键。大幅提高对产业核心技术攻关贡献、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实效的评价权重。此外，拓宽试点推行以创新质量为核心的“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将非论文形式的成果纳入职称评定和考核。对于基础研究类项目，推行“里程碑”式管理和长周期考核，鼓励“十年磨一剑”的科研文化。

　　同时，还要畅通要素流动。可在“三城一区”试点“创新人才特区”，探索“双聘制度”与备案管理，支持并鼓励高端人才在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间合理有序流动兼职，破解编制、社保、职称等隐性门槛造成的“旋转门”以及人才要素流动不畅难题。

　　北京大学在这一战略布局中发挥了核心枢纽作用。具体而言，北大对外致力于构建面向全球的高能级合作平台，提升北京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影响力；对内主动担当改革“破冰者”角色，牵头试点学术卓越与产业贡献兼容并蓄的多元评价体系，发挥部分教师在重点企业解决关键技术、孵化硬科技企业等方面的作用，赋予与基础研究论文同等甚至更高的权重。

　　以数字化和法治化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新京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超大城市治理与高水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作为制度支撑。北京连续八年迭代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你对北京优化营商环境有何建议？

　　董志勇：截至2025年12月底，北京全市登记经营主体超280万户，全年新设企业超32万家，增长约两成，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达三成以上，这印证了市场主体对北京法治化、制度化营商环境的强劲信心。

　　我建议，北京应以数字化和法治化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营造高标准和国际化的创新生态。要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范畴，北京已将生育、义务教育入学等112个场景全部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体系，使得平均压减时间60%、压减材料55.9%。可见，通过政务服务集成化办理与数据共享，能够切实降低科技企业“多头跑、反复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同时，要完善刚柔并济的现代监管。北京应完善包容审慎监管与柔性治理，通过拓宽“轻微免罚”“首违不罚”事项范围，减少检查扰企；依托平台经济综合监管服务系统，运用大数据实现风险“智能预警”，以法治稳定性增强市场预期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