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OpenAI推出ChatGPT Images 2.0，并将gpt-image-2作为最新图像模型对外提供。官方展示表明，这一轮图像能力的提升，已不只是“生成图片”，而是进一步逼近海报、宣传页、漫画页、信息图等可直接交付的视觉生产环节，多语种文字渲染和复杂版式输出也明显增强。对设计、插画、广告、电商视觉、出版排版等领域来说，这意味着智能技术正以更低边际成本、更高生产效率重塑内容供给方式。

　　这再次把一个老问题推到我们面前：当生产率快速提高而劳动者收入、岗位稳定性和发展预期一时跟不上时，社会如何避免陷入“效率增长、获得感下降”的矛盾局面？

　　经济史上，类似现象被概括为“恩格斯停滞”。罗伯特·艾伦等学者研究英国工业革命指出，19世纪上半叶曾出现产出扩张而实际工资长期停滞、利润率和利润份额上升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张力并没有随着时代远去而彻底消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究显示，过去二十多年，多数成员经济体都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真实中位工资增长脱钩的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提醒，人工智能将影响全球近40%的就业，一部分岗位会被增强，另一部分则可能面临替代和收入承压。“技术进步不自动等于多数人同步受益”，是今天必须正视的现实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洞察，至今仍有穿透力。他们指出，随着机器广泛使用和分工深化，劳动容易失去个性，工人会被压缩为机器体系中的附属环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记录到，英国工人普遍感受到机器改良会压低工资，而失业工人不断涌入简单劳动部门，又会加剧彼此竞争，进一步拉低劳动报酬。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逻辑支配下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分配失衡：机器越先进，若制度调整滞后，劳动者反而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放到今天看，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并不只是就业数量问题，更是就业质量、收入分配和社会预期问题。观察AI冲击，不能只看模型能力、产业估值和企业降本增效，更要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同步提升。脱离人民立场谈技术进步，方向就容易发生偏差。

　　扩大内需、稳定预期、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若人工智能红利主要沉淀为少数企业和资本收益，而劳动者一侧表现为岗位入口收缩、议价能力下降、收入预期走弱，那么供给能力越强，需求约束反而可能越突出，形成“新恩格斯停滞”风险：东西越来越能生产，群众却未必更敢消费、更有能力消费。

　　也正因如此，新时代中国面对人工智能，不能走“技术先行、制度滞后、代价外溢”的老路，而要坚持把制度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综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这意味着，今天讨论AI，不应停留在“会不会替代人”的被动追问，而应转向“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把技术红利更多转化为人民福祉”的主动谋划。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AI时代的“新恩格斯停滞”，本质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创新与秩序、技术跃升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要把就业优先导向更深嵌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区域布局，不能只看产值和估值，不看吸纳就业和收入带动；要加快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规范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秩序，让平台经济和智能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还要把职业转换培训、终身学习支持和公共服务托底做得更扎实，使劳动者在技术变迁中不是被动坠落，而是有序转型。

　　技术革命不应以人的贬值为代价，现代化建设也不能让劳动者尊严在算法和资本的双重挤压中被削弱。我国将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这正是把制度之手前移的积极信号。

　　归根到底，我们发展人工智能，不是为了让一部分人更高效地淘汰另一部分人，而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促进共同富裕，更好维护人民权益、捍卫人的尊严。今天重提“恩格斯停滞”，不是为了复述历史悲观，而是为了增强制度自觉：越是面对深刻技术变革，越要坚持党的领导，越要坚持人民至上，越要把“民生为大”落实到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之中。

　　只有这样，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才能真正转化为全体人民共享的现代化成果，而不是少数人的技术盈余。

　　（作者供职于中共温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