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经修订的《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发布实施。值得注意的是，《指引》也被业内称为“公募限薪令”和“最严考核新规”，其将基金行业的考核指挥棒从“规模导向”扭转为“投资收益导向”，公募行业将彻底告别“旱涝保收”时代，不少业绩堪忧的基金经理将面临降薪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公募基金经理流动性加剧，有人离职奔向私募，也有人为求薪酬跳槽至头部公募。相应地，这也倒逼基金经理回归基本面，对于投研逻辑进行重构，行业洗牌加速，行业生态格局或将迎来重塑。

　　人才流动加剧 “公奔私”现象频现

　　根据《指引》要求，过去三年产品业绩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10个百分点且基金利润率为负的，基金经理绩效薪酬应当较上一年明显下降，绩效薪酬降幅不得少于30%。这一刚性约束，让许多业绩承压的资深基金经理站在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公募人才流动加剧。

　　近期，公募行业迎来一波离职潮，基金经理“公奔私”现象频现：从业超过20年的百亿级基金经理曹名长去年从中欧基金离职并在今年创立私募；据业内人士透露，今年3月份离职的广发基金前知名基金经理傅友兴下一步也极有可能转向私募领域。

　　记者注意到，今年基金经理“公奔私”现象呈现出新的特征：它不再仅仅是追求更高收益的主动出击，更多是面对公募严格考核与薪酬“双限”下的被动选择。相关人士表示，费率改革导致公募主动权益业务的投入产出比压缩，叠加薪酬递延支付比例提升至40%、强制跟投比例提高至40%等规定，顶尖人才在传统公募平台的“性价比”正在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波基金管理人才正从国资背景的基金公司出走，投向头部基金公司。记者注意到，近期多位具有国企背景的基金经理相继加盟易方达基金，如中银基金的郑宁、汇添富基金的陆丛凡、宝盈基金的杨思亮等。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国资背景基金公司受限于相对更严格的薪酬管理和体制机制约束，基金经理在“限薪令”下薪酬受限更多。而易方达作为头部企业，具有强大的资本实力与相对灵活的激励机制，对人才的“虹吸效应”愈发明显，这种“头尾分化”的人才再分配，正在加速行业格局重塑。

　　告别规模崇拜投研逻辑迎来重构

　　此次《指引》的修订，被业内称为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拐点，其核心在于彻底颠覆了过去“重首发、轻持营”“重规模、轻回报”的商业逻辑。《指引》不仅要求基金经理将不少于当年绩效薪酬的40%购买本人管理的公募基金，更首次将股东分红与投资者盈亏直接挂钩，要求业绩不佳的公司适当降低分红频率与比例。

　　“这不仅仅是降薪的问题，更是整个投研逻辑的重构。”一位公募基金负责人表示，“过去我们为了冲规模，可能会去押注单一赛道或者进行风格漂移，只要短期业绩爆发就能吸引大量资金。但现在规定在基金投资收益指标中三年以上的中长期指标权重不低于80%，且必须紧扣业绩比较基准，这就倒逼基金经理回归基本面，做真正的长期投资。”

　　Wind数据显示，在2023年至2025年这三年间，共有1332只主动权益基金跑输业绩比较基准超过10个百分点，其中1049只基金不仅跑输基准且利润率为负。

　　前述基金公司负责人表示，这就意味着，大量基金经理不仅面临降薪，其管理的产品规模也面临缩水风险。尤其是对于部分依赖“明星基金经理”光环的中小型公司而言，其核心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着产品规模的腰斩，甚至产品也会面临清盘风险，这暴露了行业内源性投研体系的脆弱。

　　平台化投研体系成共识行业发展新周期将至

　　随着“公募限薪令”的实施和基金经理不断回归基本面，行业内“马太效应”加剧，构建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系也正成为公募行业共识。

　　尤其是“明星依赖型”的公司，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一旦核心基金经理出走，产品业绩往往出现断崖式下跌。相反，那些早已布局“平台协作型”投研体系的公司则展现出更强的韧性。例如，交银施罗德在多位明星经理离职后，由新人接管的制造赛道产品依然保持了领先优势，这得益于其沉淀在体系和团队中的核心投研能力。

　　行业内的“马太效应”也正在加剧。头部机构凭借强大的投研平台、数据资源以及相对稳健的薪酬机制，正在不断吸纳优秀人才，形成“强平台+强个人”的正循环；而中小机构则面临资源匮乏、人才流失的双重困境，不得不寻求差异化发展路径，如聚焦REITs、专户业务或特定细分赛道。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投资者而言，这场变革具有长期利好。当基金经理的个人利益与投资者的盈亏深度绑定，当考核周期被拉长至三年以上，基金行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本源才能得以真正回归。未来，随着行业洗牌的加速，真正具备长期投研能力、坚持投资者利益至上的机构将脱颖而出，而公募基金行业也将迎来一个更加健康、理性的发展新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