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公开的行受贿犯罪案件中，‘未遂金额’很常见，甚至占金额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约定型行受贿’，也就是双方有口头约定但没有实际交付，‘只说不练’的行受贿案件大量存在。”2026年5月9日，京都律师事务所举办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暨新时代刑事司法前沿研讨会，京都职务犯罪辩护专业一组组长臧德胜律师说。

　　从案例来看，2024年11月5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原党委书记、代表段彦修受贿一案公开宣判，审理查明其在2004年春节至2023年9月期间，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12个公司和个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6197万余元，其中2500万元系未遂。

　　受贿未遂如何判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理论和实践中，通常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或取得财物作为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判断依据。当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却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实际控制或取得财物的，方构成受贿罪的未遂。

　　对于受贿未遂案件在近年来增多的原因，臧德胜认为，在当前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态势下，行受贿双方更加谨慎，倾向于采取延期兑现的方式来规避调查。另一方面，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明确，赃款赃物尚未交付给受贿人或者已经退还给行贿人的，依法向行贿人追缴；赃款赃物由第三人代为持有、保管的，依法向第三人追缴。这就意味着，双方进行了口头约定，即使“钱未入袋”，也有可能被按照赃款进行追缴。

　　“要从法理上厘清仅仅的犯意流露和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法律不处罚思想，仅仅的犯意流露，没有具体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不能按照犯罪来对待，这是要坚守的底线。” 臧德胜说。

　　臧德胜向界面新闻表示，约定型受贿更应该严格把握入罪的界限。首先，在约定本身很模糊情况下，必须有明确的请托事项，所谓的“感情投资”不能作为认定的理由。其次，约定应当为具体的、明确的，双方确实形成了合意，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不是一厢情愿的，也不是口头信口一说的。约定型行受贿，“约”是过程，“定”是结果，核心是“定”，约的内容定下来了才成立犯罪，“约”而未“定”不能按犯罪处理。此外，要确定约定在发展过程当中未被撤销，有些案件的约定是几年前的事，后来约定条件达成，但实际没有支付，就可以认定双方反悔或者撤销了这种约定，那这种犯罪同样不成立。

　　重庆市纪委监委李丁涛刊登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文章指出，在有些情况下，受贿人为规避法律制裁，会与行贿人商定不直接交付财物，而是由行贿人进行保管，待受贿人需要时再获取财物。此时，如何认定约定受贿人的刑事责任？他认为，关键在于考察受贿人对行贿人所保管财物的控制力，有足够控制力的，成立受贿罪既遂，反之，成立受贿罪未遂或者不构成犯罪。

　　在对控制力的认定上，可从行受贿双方的关系和财物所处的状态两方面进行综合把握。一般来讲，只有行受贿双方关系密切，互相信任，且受贿人对行贿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把控力时，受贿人才能保证行贿人所保管财物的安全性，才能达到对财物随用随取的支配状态。反之，则难以认定受贿人对行贿人保管的财物具有实际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