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末，美国正跨过一道严峻的门槛——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总额，超过了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最新数据，截至3月31日，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总额达31.27万亿美元，而此前12个月的名义GDP约为31.22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升至100.2%。

　　值得关注的是，这是自1946年二战结束后近80年来，美国首次在非战争时期出现负债率突破100%的情况。

　　“事实已成，国家债务如今已超过美国经济规模，约为历史平均水平的两倍。”美国公共政策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主席玛雅·麦吉尼亚斯表示，“过去几年，我们已多次听到关于财政路径的警钟，但这一次的警报尤为响亮。”

　　记者注意到，今年3月以来，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3月初4.5%附近的相对低位一路攀升。债券收益率的急速走高意味着其二级市场成交价格下跌和抛售。5月4日，其收益率最高触及5.0%上方；截至5月12日发稿，虽稍有回落，但仍维持在逼近5.0%的高位。

　　自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债务从约5万亿美元一路膨胀。本轮债务激增的根源在于财政收入与支出长期错配。

　　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指出，这主要由减税政策、债务利息支出攀升、人口老龄化共同推升，带动医保、社保等福利项目成本持续膨胀。

　　值得注意的是，高债务为美国财政状况带来的连锁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是利息成本抬升。融资成本随美债收益率走高持续攀升。截至5月12日，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再度逼近5%关口。

　　存量旧债以更高利率再融资，推动联邦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2万亿美元。联邦付息支出已超过国防开支，严重挤压其他联邦民生与公共支出。美国咨商会认为，一旦投资者开始将美债视作风险更高资产，利率或将进一步上行，推高企业扩张、招聘和投资的融资成本。

　　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今年2月警告，按当前趋势，公众持有的债务到2030年将升至GDP的108%，超越二战后最高纪录，到2036年将飙升至120%。

　　该机构指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财政危机的风险将增加，从而削弱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并限制美国国会“应对突发事件、促进经济活动或加强国防”的能力。投资者若对美国财政稳定性失去信心，还可能引发主权信用评级下调。

　　东北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廖博向记者分析指出，基于美国国会在制定支出和收入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大而美”法案为例，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在2026年、2027年借入大量资金，预计债务增长态势短期内不太容易改变。

　　债务“悬崖”临近：美财政改革呼声高涨，亦有观点料短期压力可控

　　廖博对记者分析指出，美国国债的快速积累与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密切相关。近年来，“东升西降”趋势已经显现，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深度绑定。因此，在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之前，这些经济体仍需依赖财政支出扩张来稳定基本面。

　　面对严峻形势，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CED）建议将美国债务率回落至70%这类更可持续的水平，并成立由国会议员组成的跨党派财政委员会，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磋商空间。麦吉尼亚斯呼吁推行“超级现收现付制”财政规则，要求任何新增支出或减税措施，都必须以双倍规模的财政结余来抵消。

　　但要稳定债务率，需要的远不止于此。CRFB测算，总计需削减约10万亿美元赤字。目前广泛讨论的基准目标是将年度赤字降至GDP的3%以下，这才能让债务率进入下行通道。然而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提议尚无具体立法路径。美国参议院上周通过的2026财年预算决议，并未包含解决结构性赤字的方案。

　　尽管警报频传，市场上也存在相对乐观的视角。有部分专家认为，美国经济依然强劲且充满活力，信用评级稳健，这意味着短期内债务问题仍可控。

　　摩根大通投资策略主管雅各布·马努基安在相关报告中指出，过去五年中有四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债务利率，这种“正差距”有助于抑制债务占GDP比例的进一步恶化。他还表示，目前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利息支出会“压倒货币政策并引发更高通胀”。与此同时，美国国债仍然受到来自一定的投资者青睐，需求强劲，这表明市场并未认为美国财政状况存在迫在眉睫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