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财产保险行业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创新加速及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5月13日，上海金融法院发布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8年至2025年期间，在财产保险合同纠纷这一类型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收案量从32件增长至346件，总计1952件，数量总体呈平缓上升态势。

　　其中，受理的案件以二审为主，在1198件非代位求偿权纠纷上诉案件中，保险公司上诉占比达65.86%，调撤率仅15.08%，这反映出保险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可度低，调撤意愿亦低下，保险理赔存在困难。

　　纠纷所涉险种以财产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传统险种为主，其中，财产损失险纠纷占比达45.59%。同时，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险、众包保障险、诉讼保全责任险等新险种的纠纷开始出现，反映出传统财险领域仍是纠纷高发区，新兴保险业务风险开始显现。

　　代位求偿纠纷数量不断上升，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占全部案件的33.66%。根据《报告》，该类纠纷因需查明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的基础法律关系，责任主体查明和事实还原难度较大，当事人争议突出，审理周期普遍较长。

　　随着保险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线上保险纠纷数量也相应增多，采用电子投保模式的涉诉案件约占三成。争议集中于保险公司是否充分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定程度反映出互联网保险的提示说明义务规则模糊，需要进一步规范。

　　针对司法实务中常见法律争议，《报告》将纠纷划分为保险合意争议、保险理赔争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争议三大类，系统梳理了保险条款交付、格式条款解释、定损标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国际公约适用、诉讼时效等二十余种纠纷类型，并结合典型案例精准揭示了不同市场主体面临的法律风险。

　　其中，保险合意争议类纠纷主要围绕保险合同订立阶段的权利义务展开。主要涉诉行为包括：保险公司未依法交付保险条款、未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推介险种错配、格式条款的不同解释、保单“特别约定”条款的性质和效力，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信息、委托无资质人员投保等。

　　对此，《报告》认为，保险公司对歧义格式条款承担不利解释后果，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的免责条款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证明磋商合意的免责类约定不构成特别约定，需按格式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推介不适当产品将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投保人未如实告知可能导致无法获赔，需审慎选择投保渠道及从业人员。

　　保险理赔争议主要聚焦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定损核赔及合同履行环节。主要涉诉行为包括：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就标的物定损标准意见不一、保险公司未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却拒赔、投保人未履行动态申报义务、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未通知保险公司、被保险人事故发生后未配合定损、擅自维修标的物等，还存在批单效力认定、保险金请求权转让意思是否真实、共同保险协议理解、险资投资行为效力认定等争议。

　　《报告》提示，保险公司未及时明确行使解除权将丧失拒赔权，需依法合理核定损失并履行赔付责任；投保人未及时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履行动态申报义务存在无法获赔的风险；被保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存在无法获赔风险；被保险人未及时通知和配合损失核定导致事故损失难以查清的，可能需就无法查明部分损失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转让意思表示不明可能导致受让人难以取得保险金请求权等。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争议主要围绕保险公司理赔后行使代位求偿权的环节。主要涉诉行为包括：跨境空运货损追偿中对《蒙特利尔公约》等国际公约条款的理解存在差异、保险公司超过诉讼时效代位求偿、保证保险中向债务人追偿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及向担保人追偿、被保险人在保险公司赔付前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等。

　　《报告》认为，保险公司因对国际公约条款理解不够准确而影响追偿，未及时行使诉权可能超过诉讼时效，主张超法定标准的资金占用费难以获支持；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可能承担不利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