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陪读妈妈Jenny正在电脑前调试一款名叫“打卡怪（Dakamon）”的学习工具。这是她专门为患有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儿子设计的任务管理App：把每天的作业拆成任务卡，用游戏奖励替代催促，用虚拟怪兽陪伴孩子完成学习。

　　她不会写代码，却借助Cursor，在一天之内做出了第一个版本。

　　过去一年，类似的故事正在越来越多家庭里上演。借助Cursor、ChatGPT、蚂蚁灵光等AI工具，一批原本与“开发”毫无关系的家长，开始“手搓”属于自己孩子的教育产品：英语口语机器人、识字工具、错题管理系统、学习打卡器、习惯养成工具……他们不再只是教育产品的消费者，而开始成为产品的制造者。

　　当AI把“做产品”的能力第一次交还给普通人，教育行业的一个底层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家长都可以自己造工具，教育公司的护城河究竟还在哪里？

　　浙江绍兴的慕白，是这一变化的典型样本。

　　她出生于1986年，是一名图案设计师，在制造业工作了16年。和大多数人一样，她没有编程背景，也从未系统学习过开发技术。但今年，在接触到蚂蚁灵光后，她第一次感受到“做应用”这件事正在被重新定义。

　　“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需求。”慕白对界面新闻表示，女儿每周六都有兴趣班，“有时候去，有时候没去，我就想做个工具，点一下就能统计她到底上了几次课。”几分钟后，一个简单的日历打卡应用生成了。这让她意识到，过去被认为属于程序员的能力，正在快速变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工具。

　　真正改变她认知的，是和女儿一起完成的那款“孤岛求生”小游戏。

　　“我女儿当时突然说，她想做一个游戏。”慕白对界面新闻表示，女儿今年9岁，上小学三年级，平时想法很多，“我就跟她说，那你试试看，把你的想法告诉AI。”女孩用语音讲了5分钟游戏规则，母女俩一起把内容整理成结构化文字，再交给AI生成。经过四五轮修改，半小时后，游戏完成了。

　　“她看到自己的想法变成一个真实作品时，特别自豪。”慕白说，“对她来说，这是一种很强的正反馈——原来AI不是替我完成任务，而是帮我实现想法。”

　　如果说慕白的故事体现的是AI如何释放家庭里的“创造力”，那么北京妈妈Jenny的经历，则更像是AI对传统家庭教育关系的一次重塑。

　　Jenny此前一直从事互联网运营相关工作，如今是全职陪读妈妈。她对界面新闻表示，自己的日常远不只是“盯着孩子写作业”这么简单，“我更像他的‘私人学习项目经理’兼家庭教师。”

　　从规划每天放学后的时间模块，到监督校内作业、布置和检查家庭练习，再到每周错题复盘和周复习，到了期末，还会做PPT帮他梳理知识点、系统备考。

　　但即便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她仍然长期陷在一种“高压陪读”的状态里。

　　她的儿子今年10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因为患有ADHD，长期存在条理性弱、做事拖拉、记忆力差、注意力难以持续等问题。

　　“学习过程比一般孩子要困难许多，我也因此经常收到老师的‘投诉’。”Jenny对界面新闻表示，真正让她感到崩溃的时刻，大多发生在辅导作业时，“一道知识点反复讲几遍还是不懂，一周下来经常每天作业都熬到晚上十点还做不完，很多次我都忍不住情绪崩溃，甚至掉眼泪。”

　　她意识到，不能再继续靠“催”和“盯”去解决问题了。

　　在自己动手之前，Jenny几乎试过市面上所有她能找到的教育产品：猿辅导、洋葱学园、英语分级阅读课程，以及各类习惯打卡、积分管理类App。

　　但效果始终有限。

　　“学科类课程买了很多，但校内作业已经占用了大部分时间，根本没有额外精力再去刷题；工具类产品又普遍功能单一，碎片化，不成体系。”她对界面新闻表示，“很多教育公司的商业重点都在‘卖课’，但像作息管理、执行力培养、专注力训练这些看起来很小、却决定学习状态的底层需求，反而没人认真做。”

　　真正改变她的，是去年底在小红书上刷到的一条“Vibe Coding（氛围编程）”分享。

　　“我当时特别心动。”Jenny说，最开始她只是试着用AI做了一个“股票占卜网站”自娱自乐，“一下子被AI编程震撼到了。那个过程对我来说不像工作，更像在玩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游戏，比刷手机有意思多了。”

　　她很快想到：能不能把这种能力用在自己孩子身上？

　　和很多“零基础妈妈”不同，Jenny虽然不会写代码，但她此前做过产品项目，具备完整的互联网思维：会写需求文档、会画产品原型，也懂一些基础UI设计和项目流程。

　　她把产品命名为“打卡怪（Dakamon）”，专门为小学生和家长设计的“游戏化任务管理+学习陪伴工具”。

　　它的逻辑，是把枯燥的学习任务包装成闯关游戏：长任务拆成碎片化短任务，更适合ADHD孩子的专注特点；内置风格可爱的番茄时钟，帮助孩子静下心来；虚拟小怪兽全程陪伴、实时鼓励；完成任务后，孩子可以获得金币，用来兑换奖励和虚拟皮肤，通过正向反馈调动学习主动性。

　　“第一版其实踩了坑。”Jenny坦言，最初她过度依赖AI自由生成，结果产品界面和交互都不理想，“那次让我意识到，AI是很强的执行者，但人必须是清晰的规划者。”

　　第二版开始，她调整了方法：先自己画出产品原型和界面风格，再把需求交给AI。

　　“整个过程里，我更像一个产品总监，在不断给AI这个‘技术团队’提需求、做评审、验收效果、调试Bug。”

　　最难的一次，是数据同步问题。

　　“偶尔会保存不上，或者数据显示错乱，这对于任务管理工具来说是致命的。”她对界面新闻表示，那段时间，她只能不断和AI“battle”，“用最直白的语言描述问题，一遍遍排查。每修好一个Bug，成就感特别强。”

　　从有想法，到做出第一个可用版本，只用了1天；到现在，这个产品已经持续打磨了3个月。

　　第一次把“打卡怪”给儿子试用时，“他特别兴奋，当场就说想推荐给班里的同学一起用。”Jenny说。

　　更重要的是，孩子真正参与进来了。

　　“他是我的‘首席体验官’，也是游戏设计师。”Jenny说，比如“怪兽币”、隐藏彩蛋、探索玩法、小怪兽造型都是孩子的想法。

　　她说，这是最让她觉得“值”的地方。“以前我是监督者，现在更像他的合伙人。”

　　这或许正是“家长手搓教育App”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它改变的不只是产品形态，而是家庭内部的教育关系。

　　过去，教育产品是标准化供给，面向的是“平均意义上的孩子”；而家庭里的真实需求，往往高度个性化、碎片化，甚至琐碎到不值得大公司单独开发——比如“记录兴趣班次数”，比如“帮助ADHD孩子拆解任务”。

　　这些需求过去长期被忽略，如今却因为AI而获得了表达机会。

　　技术门槛的下降，是这一变化的直接推手。公开数据显示，蚂蚁灵光上线仅4个月，平台生成的“闪应用”数量已经超过3000万个，一个由普通用户“手搓”出来的应用生态正在形成。

　　但这是否意味着教育公司的护城河正在被击穿？

　　“AI降低技术门槛，让普通人能够自己做应用，这是很正常的趋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界面新闻表示，但他更关心的是，人们究竟把AI用在了哪里。

　　在他看来，AI时代真正应该被强化的，不是机械性的知识训练，而是那些AI无法替代的能力——个性、想象力、好奇心、创造力和思考力。“如果孩子只是更会刷题，那未来反而更容易被AI替代。”

　　从这个角度再回看“家长手搓教育App”，它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家长省了多少钱”，而在于它让家庭重新获得了一种创造能力。产品只是结果，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教育过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