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四川成都正式开幕。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核心主题，汇集了全球顶尖政要、经济学者与金融决策者。在当日上午举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主题论坛中，土耳其前副总理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出席并参与讨论。他曾长期主导土耳其宏观经济政策，在出任土耳其主管经济的国务部长及副总理期间，通过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与深度的结构性改革，带领土耳其走出了银行业与恶性通胀危机，实现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论坛间隙，阿里·巴巴詹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的独家专访。
面对当前全球地缘政治高度碎片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严重分化的复杂局势，巴巴詹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演进以及新兴市场的政策选择给出了务实的政策建议。他表示，国际储备货币不应被作为政治博弈的武器，全球金融体系亟需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多边规则。同时，针对新兴市场面临的通胀与资本波动难题，他认为各经济体应当摒弃对短期货币刺激的过度依赖，全面回归基于规则的管理，并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改革。
告别“特权时代”的旧秩序，构建多元协调与互联互通的货币新生态
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处于深刻的调整与重构期。随着部分新兴经济体本币结算规模的扩大，关于全球货币体系碎片化风险的讨论也日益增加。巴巴詹向每经记者分析了当前体系信任危机的根源。他指出，当一些主要货币被用作针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工具时，这些货币作为交易媒介或国家外汇储备的信任基础就会受到削弱。这种将金融基础设施政治化的做法，促使许多国家开始寻找替代性的多边合作机制，从而推动了当前全球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演进。
巴巴詹认为，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在旧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单一国家享有过多的特权，而在现有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中，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分配与其当前的经济规模和实际影响力并不匹配。因此，重构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多边金融体系，关键在于确保各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公正的话语权，而不是由少数国家垄断多边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在面临紧急流动性短缺时，国际救助机制应当建立在可预测、透明的技术和客观标准之上，避免受到复杂政治动机的干扰，以此保障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安全底线。
在探讨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演变路径时，巴巴詹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情境：一是彻底的碎片化，即各国金融系统完全割裂；二是经过有效管理与协调的多元化体系；三是重新回归高水平的全球化。他表示，彻底的碎片化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而重新回归过去的全球化模式也面临地缘现实的制约。因此，通过大国之间的有效管理与政策协调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是目前最具可行性的路径。
在这一多元化生态中，各支付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至关重要。巴巴詹指出，随着不同跨境转账与支付系统的并存，如果各中央银行之间无法建立顺畅的对接协议和底层通信机制，全球金融市场将被迫走向实质性的分裂，进而损害所有经济体的跨境贸易与投资效率。为了避免这种最坏情况，他呼吁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起系统性、周期性的对话机制。尤其是在中美这两个全球重要经济体之间，连续且稳定的多边和双边协调至关重要。全球宏观治理并非零和博弈，通过更高效的国际政策协同，大国完全可以共同做大全球经济和财富的蛋糕，实现互利共赢，而非在有限的存量市场中进行恶性竞争。
新兴市场需依靠制度力量与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伴随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周期的分化，新兴市场普遍面临着资本外流、本币汇率剧烈波动以及持续性通胀的多重压力。对于如何穿越这一宏观不确定性区间，巴巴詹结合其长期的宏观政策实践经验，给出了系统性的政策建议。
他表示，宏观经济本身存在客观的周期波动，政策制定者应当具备实施逆周期调节的能力。但更深层次的关键在于，无论政策工具如何调整，整个宏观管理都必须建立在“基于规则”的框架之上。他指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保持高度的纪律性，例如确立明确的财政规则，同时中央银行应当通过提供专业的前瞻性指引来稳定市场预期，而不是受短期的政治和舆论压力而出现决策犹豫。
这种基于规则的治理，其核心在于强化各国的制度基础。巴巴詹认为，能够成功抵御外部金融风暴冲击的国家，通常都拥有健全且运作良好的金融部门、完善的司法体系以及高度透明的法治环境。这些坚实的制度要素构成了新兴市场最核心的竞争力和避险资产。
然而，仅仅依靠短期的流动性调节或财政刺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巴巴詹强调，结构性改革才是所有经济政策中最为核心的支柱。他坦言，结构性改革往往伴随着显著的阵痛，因为这些改革需要调整长期的利益格局，并且其政策红利通常需要两到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全面显现。面对这种政治周期与经济效益滞后期的矛盾，许多政府容易倾向于采取见效快、代价隐蔽的短期刺激工具，而回避触碰深水区的结构性问题，但这往往会为长期的宏观稳定留下隐患。
在探讨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平衡时，巴巴詹也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当前的结构转型。他指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在消费支出与国民储蓄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当储蓄率持续处于高位而内需消费相对不足时，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就会受到制约。因此，当前中国在战略上向提振消费支出端发力，推动经济向更加平衡、内生驱动的高质量模式转型，不仅有助于中国自身的长远发展，也将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巴巴詹总结称，新兴市场要在波谲云诡的全球变局中破局，最终的立足点依然在于三个方面：坚持基于规则的宏观管理、构建强大且可信赖的制度体系，以及毫不动摇地向深水区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当前全球宏观环境深度分化的背景下，这些原则为各经济体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高质量增长提供了务实的参考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