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淮安地处淮河下游，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江淮以伐齐，邗沟北端的末口遂成聚落，形成淮安城市雏形。

　　随着水陆转运而日渐繁盛的商业活动，也使淮商得以孕育。明清时期，主管全国漕运的总督漕运部院一直驻节淮安。作为全国漕运中枢，淮安成为南船北马的通衢要冲之地，呈现出“市不以夜息”的商业繁荣景象。

　　淮商的发展过程始终与运河相依附。大运河广纳百川、开放流动的自然特性，深深浸润到淮安商业文化的发展基因之中。淮商的主体，是通过运河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客籍商人。他们因各种机缘来淮经商定居，与当地人历经数代融合，共同繁衍生息，使淮商群体呈现出“包容开放”的鲜明文化特色。

　　淮商文化的包容开放性，不仅得益于特殊区域环境促成的主客籍商人群体融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植根于淮安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与文明土壤。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淮安青莲岗文化便是江淮流域文明的曙光。渔猎与农耕部落之间出现互通有无的物品交换，催生出包容开放的思想萌芽。夏商周时期，先民创造了可与中原文明媲美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吴楚文化在淮地交融，宽容开放的人文环境使这里成为四方商人的经商乐土。

　　淮商的对外开放程度在隋、唐、宋时期达到更高水平。隋代大运河凿成，南北人员物资交流剧增。淮安地处运河与淮河交汇要冲，成为朝鲜、日本等国人员进入中国的门户，外国大批商人来淮贸易并定居，楚州（今淮安）“新罗坊”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航海贸易信息枢纽与人员物资集散地。北宋时，楚州名列全国十大紧州（紧要之意）之一。

　　自南宋以来，黄河夺淮导致原本富庶的鱼米之乡日渐贫瘠，淮安城市缺乏优良的经济腹地支撑，只能依靠运河漕运维系“孤岛”式繁荣。本地人经济实力薄弱，只得依附于沿运河而来的客籍商人维持生计，进而谋求互利共赢。明清时期，淮安成为全国漕运管理、河道治理、漕船制造、漕粮转运和漕盐税收征集五大中心，客籍富商巨贾接踵而至，城内会馆林立、豪宅连云。大批客商入籍淮安，淮商的综合实力与群体素质不断提升，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淮商的兴盛不仅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使山阳医派、淮扬菜名扬天下，也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的繁荣。府城外作为漕盐要津的河下镇，虽为弹丸之地，但明清两代便出了数十名进士，状元、榜眼、探花俱全。河下还诞生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淮商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能力大大增强，也拥有了更加博大开放的胸怀。

　　近现代以来，大批淮安人走出家门闯世界。许多人正是继承了淮商包容开放的文化传统，主动适应并融入各地多元文化背景，从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进入新时代，广大淮商继往开来、奋发图强，正奋力谱写淮商历史辉煌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