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期间，首次正式设置三场“边会”，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聚焦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自2021年以来，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每年召开会议，在绿色发展、生态保护、制度创新等方面深化合作，全方位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推进绿色治理一体化进程中，形成了制度协同、技术共享、市场联动的成熟经验，其核心要义在于平衡多重辩证关系。其中，“统一性制度框架”与“差异化实践路径”，“政府协同引领”与“市场主体赋能”，“科创硬实力支撑”与“制度软实力融通”三对核心范畴，为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

　　一、“统一性框架”与“差异化实践”的辩证统一，筑牢绿色治理的制度根基

　　全面绿色转型需要统一的标准体系破解“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同时也需尊重区域禀赋差异，实现精准施策。长三角地区通过平衡“统一性框架”与“差异化实践”，既打破了区域分割的制度性壁垒，又释放了地方个性化活力，为绿色治理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统一性制度框架为绿色治理提供“通用语言”，破解跨区域协同壁垒。绿色治理的碎片化根源在于标准不一、数据不通、监管分散，长三角地区通过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实现了治理规则的高度统一。如长三角地区已实现了多部门跨省域绿色服务联合认证。

　　差异化实践路径为绿色转型注入“精准动能”，契合区域禀赋特征。沪苏浙皖四地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如上海以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为主，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能源基地特征明显，江苏制造业基础雄厚，各地在统一框架下各自探索特色转型路径。这种“和而不同”的实践，既确保了区域整体绿色转型方向，又最大化发挥了地方比较优势，避免了“一刀切”治理的低效。

　　二、“政府协同引领”与“市场主体赋能”的辩证统一，激活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全面绿色转型既是国家战略任务，需政府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也是市场主体的内生需求，需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长三角地区构建的“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协同模式，既发挥了政府在公共服务、制度供给中的主导作用，又释放了市场在技术创新、价值转化中的核心动能。

　　政府协同引领构建绿色治理“强支撑”，破解外部性难题。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如“流域共治，天目湖共创生态红利”模式，是江苏溧阳市与安徽郎溪县共治天目湖生态的创新举措，形成了长三角地区跨省域政策协同、生态补偿、联合执法的有益经验，破解了“上游污染、下游买单”的治理困境。

　　市场主体赋能培育绿色转型“主引擎”，实现价值转化。绿色转型的可持续性关键在于构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市场机制。长三角地区通过激活碳交易、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等市场要素，让企业在绿色转型中获利。如沪苏浙皖8家企业于2024年完成全国首批跨省域排污权交易，推动了排污权成为一种企业资产。

　　三、“科创硬实力支持”与“制度软实力融通”的辩证统一，强化绿色转型的全方位支撑

　　全面绿色转型离不开科技创新的“硬实力”，也需要制度更新的“软实力”，前者为绿色转型提供路径支撑，后者为技术落地扫清障碍，两者形成“双轮驱动”格局。

　　科创硬实力打造绿色转型“新利器”，破解技术瓶颈。长三角地区聚焦新能源、污染治理、循环经济等关键领域，集中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为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如新能源领域中，江苏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居全国前列，上海研发的液流电池储能技术实现规模化应用，两者的结合，构建起了“风光储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推进了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制度软实力打通技术转化“中梗阻”，释放创新效能。科创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障，长三角地区通过建立技术标准、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加速了绿色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如标准制定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于2023年联合发布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标准化的实施意见，推动技术标准与市场需求对接，为技术推广扫清障碍；在成果转化方面，“沿沪宁协同创新集市”在线平台和技术经理人联盟的建立，为区域协同发展按下“加速键”；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还通过签署一系列框架协议和合作备忘录，建立了常态化的知识产权共商机制。

　　长三角绿色治理一体化经验，本质上是对绿色转型中多重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即以统一制度破解协同壁垒、以差异化实践提升治理精度，以政府引领筑牢治理根基、以市场赋能激活内生动力，以科技创新强化硬核支撑、以制度保障释放创新效能。在全国层面，借鉴长三角统一标准的经验，能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标准、碳排放核算标准、绿色产品标准体系，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破解“行政区经济”对绿色转型的制约。在区域层面，可鼓励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等重点区域，结合自身禀赋，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如黄河流域可建立上下游生态补偿和联合治理机制。在地方层面，应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绿色转型成为企业的内生需求。

　　总之，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十五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以长三角绿色治理一体化为契机，运用好三重辩证逻辑，加速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提升绿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