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拥有220余年历史的英国资管巨头施罗德决定关闭其在中国全资设立的公募基金业务，并将旗下产品转让给美国大型资管机构路博迈。此次路博迈承接施罗德相关基金管理业务，被业内视为其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发展前景坚定看好与持续深耕的战略与决心。

　　据了解，路博迈是一家1939年成立于美国纽约的全球性资产管理机构，其中国子公司路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于2022年获准开展公募业务，是第二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自路博迈基金获批展业以来，其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目前已陆续推出股票、混合、债券等多品类公募产品。

　　此次转让独资公募业务并不意味着施罗德退出中国，而仅是该集团整体战略调整的一环。这一事件折射出外资资管机构在华本土化进程中的深层分化：有的战略调整，有的持续加码，行业正经历一场“能力淘汰赛”。

　　部分外资公募的“本土化”转型阵痛

　　天天基金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在9家外资独资公募中，施罗德基金管理规模仅约17亿元，而安联基金、联博基金规模甚至仅为14亿元、6亿元，且多数外资公募的非货基规模排名集中在行业前100名以后，与本土头部机构动辄万亿的规模形成鲜明对比。

　　“外资公募在中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在高度本土化的市场中找到自己的核心优势。”一位业内人士坦言，渠道壁垒是首要难题，目前国内基金销售体系以银行和券商为主导，而渠道资源具有一定排他性特征，新进入者短期内难以切入核心销售网络。

　　同时，部分外资公募还同时面临业绩压力与规模瓶颈。比如，贝莱德基金作为全球资管巨头，其中国首只产品“贝莱德中国新视野”成立至今累计收益约-31%，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其规模从2021年的56.4亿元降至13.4亿元，缩水超76%。

　　更值得警惕的是高管频繁变动带来的战略摇摆。近一年来，安联基金、富达基金、宏利基金等多家外资公募出现核心管理层调整。其中，富达基金董事长黄小薏任职不到9个月即离任，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同步更换；安联基金原总经理沈良升任董事长，副总经理郑宇尘升任总经理。

　　业内相关人士指出，这是外资公募从牌照获取期进入业务实战期的转型阵痛，在这个磨合阶段中，容易出现规模不足、产品同质化、渠道拓展乏力等矛盾。

　　摩根与宏利的突围密码

　　与施罗德的调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备“合资转独资”基因的摩根基金和宏利基金正一路高歌猛进。天天基金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摩根基金管理规模达2254亿元，是外资公募中唯一突破2000亿元的机构；宏利基金规模超过1147亿元，二者合计占据了外资公募总规模的绝大部分。

　　“摩根和宏利的发展历程中，与中资股东的托举息息相关。”某资深基金评价人士分析。据悉，摩根基金成立于2004年，由上海国际信托与摩根富林明共同组建，在华深耕逾20年，积累了深厚的渠道网络和本土投研团队。宏利基金（原泰达宏利）则成立于2002年，是国内首批合资基金公司，2022年完成外资全资控股后，更是依托宏利金融集团全球资产管理经验，在科技赛道布局上精准发力。

　　摩根士丹利基金同样展现了合资基因的优势，尽管该公司在2023年已完成从合资到外资独资的股权变更，但其早期作为中外合资基金公司所积累的双重资源禀赋，仍为其当前的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化深耕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悉，该公司早期通过搭建深耕中国市场的专业投研团队，结合全球视野下的资源支持，这种将全球成熟经验与中国市场实际需求相结合的能力，正是其合资历史所赋予的核心竞争力。据天天基金数据显示，该公司旗下大摩数字经济混合A在2024年以69.23%的收益斩获主动权益基金年度冠军，2025年继续以86%的涨幅位居前列。

　　破局之道：从“全球经验”到“本土再造”

　　施罗德调整全资公募业务，是否意味着外资公募在华前景黯淡？答案并非如此。

　　据悉，自2025年起，施罗德集团启动了为期三年的全球转型计划，旨在保持业务聚焦与提升运营效率。对于此次调整，施罗德集团在公开场合表示，这是施罗德集团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在施罗德集团整体中国战略不发生变化、继续在中国内地向客户提供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市场投资工具以及银行理财产品等丰富投资选择的框架下，对施罗德基金进行相应业务调整。

　　据悉，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施罗德集团在中国内地开展业务已超过30年。目前，施罗德集团通过旗下多家境内持牌实体，提供了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市场投资工具以及银行理财产品等资产管理产品在内的广泛投资方案，并积极推动和参与双向跨境投资机制下的相关业务与合作。

　　当前，外资公募正凭借独特优势突围而出。今年3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新一批QDII投资额度，摩根资产管理、宏利基金等均新增8000万美元额度，跨境资产配置正成为外资公募的独特优势。在A股市场，外资公募对科技赛道的集体重仓也收获了丰厚回报：数据显示，截至5月20日，贝莱德先进制造、安联中国精选近一年净值涨幅分别高达100%、70%。

　　针对如何深耕中国市场，外资公募也在不断探索中进化。比如，富达基金前董事长李少杰提出了“两个市场、两个体系”的战略框架：一方面深耕中国本地市场，通过与银行、券商和第三方平台合作，聚焦主动权益、多资产与养老产品；另一方面承接海外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将全球研究资源与中国市场具体需求对接。安联基金则坚持“精品店”模式，其投研团队全部来自本土资管行业，核心成员平均从业经验超15年，同时共享安联全球超700位专家的投研成果。

　　“外资公募的本土化不是简单的‘换牌’，而是组织基因的重构。”前述相关人士表示，随着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深入实施，外资公募正从牌照红利期步入能力竞争期。施罗德的淡出，或许正是行业洗牌加速的序曲：唯有真正完成“本土再造”的机构，才能在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市场中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