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2日，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3号井发生瓦斯爆炸。截至目前，该事故共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住院，另有2人失联。

　　事故发生后，该煤矿非法开采工作面、实际下井人数与公示人数不符、自救器失效、阻止瓦斯传感器报警等违规操作行为被持续曝光。

　　涉事煤矿所属的通洲集团及其实控人，也因此备受关注。实控人任铁柱为沁源县小聪峪村人。因家中贫困，他过早辍学，走上开煤炭厂致富之路，后成为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家。其创办的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沁源县当地龙头企业之一。

　　有工人告诉界面新闻，“沁源县的煤矿公司，数通洲集团管理最差。”

　　任铁柱发小还透露，事故发生前两日，其刚从国外回来，“去美国看病。”该发小表示，本该退休安享晚年的年纪，任铁柱坚持任职，“这次出这么大的事，没法收场了”。

　　5月27日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据最新消息，5月31日，该调查组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发家史

　　沁源县聪子峪乡小聪峪村，位于G241国道旁。这里是任铁柱的老家。该村并不大，当地人说，常住人口“大约七八百口人”。

　　小聪峪村房屋沿国道分布。

　　任铁柱发小任长治介绍，任铁柱今年72岁，属马。因两人同岁，且同读一个年级，他们成为彼此幼年很好的玩伴。

　　他还提到，任铁柱父母耕地为生，育有七个子女，“5个儿子，2个女儿”。任铁柱排行老三。因家中贫穷，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被送养出去。任铁柱读到三年级，也因家贫辍学，之后给村里的生产队放羊，在人民公社上班。

　　2014年，《工人日报》也曾在报道中称，任铁柱幼年受困于贫穷，“他的父亲患胃溃疡，因无钱买药，常年捂着肚子趴在炕头，大哥在生产队劈山放炮中早早夭亡，一家人的生计维系，全依赖于瘦弱的母亲和年迈的爷爷苦苦支撑。”

　　媒体报道中，任铁柱在乡政府当过炊事员，后拜师学艺，成为掰开牲畜嘴“看牙齿断年龄”的“牙行”。凭借牲畜贩卖员身份，他踏足国内多座城市。返回老家后，任铁柱依靠一辆毛驴车做起了拉煤炭跑运输的生意。这是他第一笔原始资金的积累，是其发家史的起点。

　　后来任铁柱还曾承包村对面山上的小煤窑。在任长治的表述里，任铁柱能一步步走出村庄，全靠他胆子大，“敢做事”。

　　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任铁柱成为沁源县小有名气的“万元户”。1992年，他投资30万元开办石料厂，并承包了本村的一座煤矿。

　　继石料厂之后，他又与人合作投资建成“兴盛焦化厂”。但因连年亏损，合作投资者撤资，任铁柱开始独自经营这家工厂。据早年公开报道，为拓宽企业生存发展空间，任铁柱把厂址迁到现在的新店上村。

　　任长治还提到，任铁柱发家前，曾想拉自己亲属一起创业。“但大家怕亏钱，没人敢和他一起。”后来，任铁柱逐步打造出通洲集团，“这些人都挤着要进去。”

　　1995年，他正式组建山西通洲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开辟了公司运营模式，后发展为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通洲集团是集原煤开采、洗煤、炼焦、化工等为一体的民营企业，资产总额100亿元。其先后获得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中国民营500强企业、山西省百强企业、长治市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

　　通洲集团也是家族企业。据任长治透露，目前任铁柱的弟弟妹妹和一些亲戚，都在通洲集团工作。他还特别提到，早年被任铁柱父母送出去的“一个弟弟也在他公司上班”。

　　小聪峪村一位村民表示，任铁柱家里有一位96岁的母亲，其哥嫂就住在村内。目前任铁柱的妹妹在照顾母亲，“家里还有一个保姆”。

　　任长治也称，任铁柱一家早已定居太原，只逢年过节回村看望母亲。他还提到，任铁柱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很早就被他安排进通洲集团”。

　　多位留神峪煤矿工人向界面新闻表示，他们没有见过任铁柱。作为在职八九年的老员工，赵平安见过董事长几次。他对任铁柱的称呼是，“没念过书的大老粗”。在赵平安的印象里，任铁柱大约身高1.7米，爱穿灰色休闲装，总是剃着平头。

　　屡次拖欠尾款

　　任铁柱的经商之路可谓顺遂。2001年，他与长治当地老牌国有钢铁企业长治钢铁集团合作。据《21世纪经济报道》，当年，任铁柱正在建厂，资金短缺，长钢集团方面出资2500万元，并与任铁柱约定“款项由通洲煤焦厂以生产的焦炭作为抵偿”。

　　公开数据显示，2000-2001年国内持续淘汰落后焦企，其数量从2000年的366家减至2001年的318家。因焦炭市场需求旺盛，供给不足，导致价格迅速上涨。2002年初，国内焦炭价格为450元/吨，2023年7月已上涨至1100元/吨左右。

　　上述长钢集团原高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2年因焦炭生产时，市场价格高于约定价格，“通洲煤焦厂拒绝履行协议，不再向长钢提供焦炭。”

　　很快，影响山西地方煤企发展空间的，已不只是焦炭价格本身。《中国能源报》报道，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始于2003年，2008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整合。

　　2008年，山西省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此次煤矿整合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通过企业全资收购、协议转让、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由大型煤炭生产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山西迎来了中国有史以来范围最广、力度最强的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改革（下称“煤改”）。

　　截至2010年底，全省矿井数量由2005年的4278座减少到1053座，压减75%；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淘汰，办矿主体由2200多个减少到130个左右。

　　能留下来的地方民营煤焦企业家，至少具备两个特质，敢于扩张的胆识以及对政策变化的敏锐判断。通洲集团的扩张，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煤改中的“幸存者”任铁柱，通过入股、控股、买断、合资等多种形式，整合并购多家煤矿，并对相关煤矿进行改扩建，终发展为目前规模。

　　涉事留神峪煤矿，前身为1981年成立的山西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该煤矿是山西省2009年核准的兼并重组整合矿井，由两个煤矿合并而成。通洲集团下属的另外3座煤矿，也均是在此阶段兼并重组整合而成。

　　要理解任铁柱的经营风格，可以从通洲集团近年来的融资路径和民商事纠纷中找到线索。

　　天眼查显示，该集团近10年所涉司法案件共83例。北京浩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查汝玲在公司业务和股权领域有较多经验，她向界面新闻表示，通洲集团所涉及的合同纠纷数量相对较多，具有一定的行业普遍性。但其中超过80%是被告，且近30%是合同纠纷，偏离正常商业交易中的“对等诉讼”常态。

　　界面新闻注意到，2016年，通洲集团曾与安徽省一家采矿设备公司产生合同纠纷。沁源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通洲集团拖欠上述设备公司货款230万余元。2017年，沁源县法院的执行裁定书显示，该院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均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某采矿设备公司无法提供被执行人的相关财产线索，同意终结本次执行。

　　律师查汝玲向界面新闻表示，“终本”案件在民事执行中是常见现象，不一定等同于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在她看来，通洲集团的强制执行案例多样化，“特别是几万元的小额执行案件存在，说明当时企业资金状况紧张。如果企业资金充足，通常不会因为几万元而被强制执行。”

　　天眼查信息显示，在2024年间，山西通洲集团向晋商银行太原晋阳支行、山西银行太原分行、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出质股权，对应金额共计6亿余元。任铁柱还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出质了其在通洲集团所持的11000万股。2020年间，山西通洲集团还有3笔共计15亿元的动产抵押借贷。

　　查汝玲向界面新闻分析，此种“高负债、高扩张”的模式，高度依赖外部借贷融资，一旦信贷收紧，极易触发现金流断裂的系统性风险。高额借贷及股权出质，是一种以自身核心资产及股权反复进行担保融资的“高杠杆”扩张模式。此种模式下，任一单笔贷款或项目出现问题，均可能触发整个担保体系下的交叉违约条款，导致所有债权人集中主张权利。

　　近期，留神峪煤矿事故后，有外地建筑队称，在与任铁柱公司的合作中，尚有尾款未结清。一位自称山西土木工程队的人员表示，他也与任铁柱有过4年的工程合作，“（任铁柱）不仅差（欠）外地人，当地人都差（欠）着”。

　　慈善一面

　　5月27日，当地人告诉界面新闻，沁源县通洲宝灵山景区（下称“宝灵山景区”）门口栅栏道闸紧闭。工作人员称，景区目前不对外开放，“里面有塌方”。

　　据宝灵山景区官网，其位于山西省沁源县新店上村，占地面积2.7平方公里，是一处集传统文化、森林康养、自然人文胜景为特色的综合旅游景区。2024年，该景区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任铁柱在此修建的寺观建筑群，多达40余座。

　　发小任长治介绍，该景区为任铁柱一手打造，“全是他修的，花了好几个亿。”公开资料显示，宝灵山景区由任铁柱全资控股的通洲集团投资重建，是沁源县少有的以佛道儒三教融合宗教文化为核心的森林文旅项目。

　　界面新闻追问其建设庞大建筑群的原因，任长治笑答，“行（xīng）好”。行好，为个别地区俚语，可理解为积德行善之意。任长治说，任铁柱以前并不烧香拜佛，“他家里也不信佛。”这一变化是从任铁柱年轻时赚到钱开始的，“赚钱之后就爱烧香拜佛了”。

　　有工人告诉界面新闻，每年祭窑神的节日，任铁柱总会在煤矿旁边的山上现身。窑神，即煤窑之神，在传统民俗中，腊月二十八日为窑神生日。翁春炎说，每年这天，通洲集团里的领导层都会参与到祭祀活动中，“杀猪杀羊，摆贡品”。祭祀地点就在留神峪煤矿3号井口旁的山上。

　　山西一位矿工向界面新闻表示，煤矿老板多多少少都信佛。他提到，每逢初一十五，煤矿的高层领导都会以烧香拜佛来祈福。另有腊月二十八和二月初二两个日子也格外受到关注，“腊月二十八，是表示这一年顺利过完了。二月二龙抬头，是即将开工，希望新的一年顺利。”据他所知，在山西，几乎每个煤矿旁边都有老板自己建的庙。

　　但任铁柱以自己集团名义打造的寺观建筑群尤其夸张。公开资料显示，自2002年起，任铁柱便陆续将沁源县各村落的寺庙迁址重建于新店上村。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项目，其官网显示，2011年，仍有庙宇在迁址打造。在天齐庙的文字简介中，通洲集团董事长任铁柱“深感社会之光明，心系传统之缺失，修复天齐庙于其旧址。”

　　2024年10月，沁源县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了一篇《关于暂定沁源县通洲宝灵山风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其中的红头文件显示，“本着既有利于增加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又要兼顾补偿服务成本和资源价格的原则”，沁源县通洲宝灵山风景区门票拟定55元/人次，景区内观光车小交通项目5元/人次（单程），停车场超过30分钟需付费。

　　任铁柱似乎有意把该建筑群打造成可盈利的文旅项目。多年前，山西本地一家媒体对任铁柱报道时称，“他们恢复了灵通寺、宝通观等一批古代寺庙建筑，着手整理、挖掘关于这里流传的传统文化和习俗，通过旅游产业带动当地乡亲增收致富。”

　　事实上，这一致富方式并不理想。该景区官网上至今尚有一个“网上购票”的板块，但点击进去并无内容，有关该景区动态的更新也停留在2024年11月。

　　没人能说清，宝灵山景区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免门票”。谈起该景区，发小任长治反问，“谁去？”他表示，那只是个烧香拜佛的地方，没什么看头。在任长治的描述里，本地人并不乐意去该景区游玩。

　　作为沁源当地处于龙头位置的煤矿集团实控人，任铁柱较为低调。在一些宣传报道中，他多以“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形象出现。他长期参与乡村建设、捐资助学等公益项目，也在本地及国内的一些重大灾难事件中捐出善款。

　　任长治还提到，小聪峪村60岁以上老人每年都能收到任铁柱的500元红包，“已经给了好多年了”。2012年，小聪峪村缺水，任铁柱花40万元给村民打了一口井。2020年底，任铁柱路过村里时，让司机给任长治搬下两箱水果、一大块牛肉，“还给了一万块钱”。他说，幼时常玩在一起的另一位朋友也收到了同样的礼品和金钱。

　　但在部分矿工眼里，公司对他们比较苛刻。掘进工人赵平安对通洲集团有些微词，他说，2022年自己在井下作业时脚被砸伤。申请工伤赔偿后，赵平安被辞退。他告诉界面新闻，但凡受工伤，且申请了工伤赔偿的工人，都只能默认被辞退，“公司就不要你了，不让你在这儿上班。”赵平安还补充，不仅仅是自己当时所在的公司不收留，“整个通洲集团的煤矿都不会再要你。”

　　据赵平安了解，一些受工伤的工人，通常会选择法律途径维权，“不打官司就赔得少。”

　　疏于管理

　　距离留神峪煤矿事故已近10日。提及该事故，曾在1号井工作过的通风队工人王景鸿向界面新闻表示，他并不感到意外。王景鸿回忆，有次下井，他不小心把一包烟带了下去。工龄七八年的班长发现此事后，便带着他“在出风口抽烟”。

　　王景鸿还提到，该班长为“关系户”，是矿上某位领导层的亲戚。矿工翁春炎也向界面新闻表示，承包煤矿食堂的人同为“关系户”，“伙食很差”。因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一些工人会去4公里远的隔壁煤矿食堂蹭饭吃。

　　在媒体报道中，涉事煤矿工人逃生时还曾遭遇“自救器失效”状况。有工人表示，自己所戴的自救器“只用了七八分钟（就没氧了）”。而《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入井工人配备的自救器，额定防护时间不得低于30分钟。

　　一个形似双肩包，重约2kg的橘红色自救器，是矿工们下井时的必备装备。它能保障工人在有毒气体的巷道中短时间正常呼吸，支撑其撤离到安全区域。曾在留神峪煤矿担任一线工人的赵平安告诉界面新闻，他当时持有的自救器，“好几年没换过。”

　　翁春炎也记得，2022年入职时，他背的自救器是坏的，“只有一个空壳子”。他问队长，能不能换一个，只得到“有了就给你”的答复。这句话的意思是，需要等待离职员工上交自己的自救器后，翁春炎才能得以更换。

　　带班师傅看出他的担心，主动将自己的自救器拿给翁春炎。

　　留神峪煤矿存在的问题不仅于此。翁春炎还向界面新闻透露，该煤矿领导向员工们灌输的理念一直是“产量第一”。那时在井下工作，他所在的综采工作面“瓦斯一晚上超限好几次”。为不耽误产量，他们会想办法处理传感器的报警问题，“如用泡泡糖或其他物品遮挡瓦斯传感器”。

　　遮挡传感器的行为，几乎都是由管理层来完成，比如班组长。翁春炎说，“普通工人不会这么干，因为报警后他们还可以多休息一会儿。”据翁春炎介绍，瓦斯传感器报警后，工人通常不会撤出井外，只是有几分钟的停工时间，“等灰尘降下去，就接着干”。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所有矿井必须装备安全监控系统、人员位置监测系统、有线调度通信系统和视频监视系统，其数据采集与传输应当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要求。安全监控系统和人员位置监测系统必须实时上传数据。严禁对数据过滤、篡改或者屏蔽。

　　但司法实践中不乏违反安全规定的案例，如2022年贵州纳雍一煤矿掘井班长陈某因害怕瓦斯超限报警，用纸板将瓦斯传感器对面视频监控探头完全遮挡，并指示掘井工赵某使用塑料口袋将瓦斯传感器蒙蔽，导致瓦斯上传数值失真。最终，陈某、赵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23年4月，曹某某在盘州某煤矿采煤工作面当班时，使用避孕套将该工作面甲烷传感器的低浓度进气口端罩住，造成该甲烷传感器失效，导致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该案中，曹某某因犯危险作业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

　　赵平安为沁源本地人，先后在山西待过几家煤矿。他认为，也许是私人煤矿公司的原因，“通洲（集团）不太行。”另有其他工人也表达过类似看法。他们私下都知道，沁源县的煤矿公司里，数通洲集团管理最差。

　　赵平安还提到，他一直都知道该煤矿存在“黑面”。黑面，为未经政府批准违规开采的工作面。界面新闻此前报道，每逢突击检查，涉事煤矿总会将部分作业面临时封堵，“用水泥和石料堵上，等检查的人一走，再砸开继续干。”

　　山西省武乡县的王鹏30多岁，他经营着一家理发店，偶尔兼职跑网约车司机。王鹏称，他曾在武乡县一家国有煤矿当过掘进工人，“（有煤矿）专门有一个工作面是应付检查。”

　　据《南方周末》报道，企业通过黑面开采，能够超量采煤，获得更多利润。一位业内人士称，2025年，因煤价下跌，煤炭企业亏损面有所扩大，到了2026年，因火电数据向好、国际煤价上涨、煤化工替代油气带来需求增长等因素，煤炭价格又开始向上回调。这是煤矿开足马力进行超采的一个大背景。

　　尽管早已离开该行业，王鹏依然为此次的煤矿事故感到揪心，“八九十个家庭呐。”

　　5月27日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5月31日，该调查组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再危险也得下井

　　留神峪煤矿的工作模式为“三班倒”，工人每天在井下作业至少8小时。翁春炎在综掘队，该队伍中的采煤工、掘进工、支护工等均为一线工人。相较提供辅助保障的通风工、瓦斯员等工种，会更累一些。他说，上夜班时，作息昼夜颠倒，“晚上5点半吃饭、洗澡，8点半起床去上班”。

　　每一天，想要抵达自己队伍负责的工作面，翁春炎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下井后，先骑上“猴车”行驶450米，之后下车步行约2000米，再坐上“猴车”行驶450米，最后再步行8000米。

　　整段路程，他大约要花费3小时。有时背设备负重下井，则需要更多时间。

　　“猴车”为矿工们的通俗叫法，它的另一个名字为煤矿架空乘人装置，是以架空的柔性钢丝绳承载或牵引，用于煤矿井下斜巷、平巷输送人员的辅助运输设备。

　　翁春炎说，井下巷道交错，路况很复杂。2022年，入职后的第一次下井，翁春炎被安排“负责转运物料”，“从固定地方把锚杆、支护网、树脂凝固剂背到工作面”。因不熟悉路况，他走了近4个小时。

　　还有一次作业，翁春炎照旧负责转运物料。那时井下条件恶劣，“冒顶了”。翁春炎说的“冒顶”，是指塌方。他说，当时顶板支护快要塌下来，“弯腰走路都很困难”。更糟糕的是，脚下积水已没过他的小腿。翁春炎肩挑两桶重约百斤的填充剂，在高度不到一米的空间来回穿梭，一晚上跑了10趟。

　　那次升井后，感受到太阳的光亮，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这段井下的经历，让翁春炎变得更加能吃苦。他称，现在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觉得特别轻松。

　　沁源县人民政府官网显示，该县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煤炭总储量128亿吨，可采储量90亿吨(主焦煤60亿吨，动力煤30亿吨)，含煤面积占总面积的80%，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全省主焦煤基地县。据公开资料，沁源县经济高度依赖煤炭第二产业。

　　在山西，矿工已是收入可观的群体。但王景鸿表示，煤矿行业的工资并没有想象中高。他透露，自己在留神峪煤矿的月薪仅为五六千元。

　　当地一位煤矿工人告诉界面新闻，他的工作没有底薪，都是按分值算钱。积1分大约能获得21元-26元，“普通工人一天一般能赚到13分。”而到了月底，上满27天可获得奖金100元，“28天为200元，29天和30天为300元”。该工人表示，大多数煤矿工人的月薪为7000元-10000元。

　　王鹏说，他曾任职的一家国企煤矿，应聘者需通过笔试才能入职，“当时试卷中的题目除了煤矿相关知识，还有初高中数理化。”

　　但入职不到一年，王鹏就离开了这个“努力考进去”的煤矿公司。“太危险了，赚钱也不算多。”他称，山西省在对煤矿进行规范管理前，已有小煤矿在他所在的煤矿之上“挖过一层”。时间一久，“河道里的水和雨水都把掏空的那部分填满了。”王鹏入职后，有老工人告诫他，注意操作得当，“不要搞到上面，会出事”。他这才知道，自己头顶上悬着一颗“不定时炸弹”。

　　矿工们面对的潜在危险重重。翁春炎还提到，在井下，大多数工人从来不戴口罩，“因为戴上口罩会呼吸困难”。这些危害常年累积，最终会大幅提升工人患上尘肺病的风险。翁春炎的舅舅就因此患上了尘肺病。他说，舅舅目前尚在跟公司沟通赔偿事宜。

　　每一位矿工都清楚井下的隐忧，但迫于生计，“该下还得下”。翁春炎介绍，大多数工人都有穿红色秋衣秋裤、系红色腰带的习惯。在矿工们眼里，红色可以辟邪消灾，能保佑自己平安升井。

　　翁春炎不仅有一些红色穿戴，还随身携带着朱砂，“是妈妈给准备的。”他说，朱砂放在一个迷你葫芦里，和钥匙串挂一起，每次下井时，他就把它揣进衣兜。每每这样做时，翁春炎似乎都能多出一种安全感。

　　（翁春炎、王景鸿、任长治、赵平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