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加拿大在贸易、防务等领域的矛盾持续加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27日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墨加协定)敲定三轮双边谈判日程,但未提及加拿大。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拟购买瑞典预警机,以摆脱对美防务依赖。
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所谓“美国优先”“制造业回流”等口号,以关税制裁为要挟,要求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已经实施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在2018年以美墨加协定取而代之。
其实,美墨加协定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旨在扭转美国在与两个伙伴国贸易中长期存在的巨额逆差及本国就业岗位流失问题。同时,协定还设置了“日落条款”,即美墨加三方每六年需进行一次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三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如最终无法实现续签,该协定至2036年到期后自动失效。
特朗普政府不惜以“美墨加框架”解体为代价,不断打压、孤立加拿大,其最终目标就是要确立美国在北美大陆绝对的、不容挑战的主导权。
美加关系处在“冷冻”状态
美墨加协定自2020年7月正式生效,今年正好是第一个“六年之约”,按计划三国将于7月1日启动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当前美方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将于5月底、6月中旬和7月下旬举行三轮双边谈判,议程密集且目标明确。美墨之间的修约谈判所呈现的“务实推进、成果优先”态势,折射出两国之间保持着“交易型关系”。这实质上是墨西哥在美国挥动关税大棒的威压之下,不得不选择较为配合的姿态,以换取在特朗普强势关税政策下的豁免或优惠待遇。简言之,就是以妥协换取稳定和安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加之间的谈判至今毫无声息,双边处在“冷冻”状态。这并非异常情况,而是今年年初以来加美关系发生结构性调整,双方在主权与安全、经济与贸易、价值观与国际秩序等多个维度展开博弈后的必然结果。自3月至今,作为两国负责谈判的“主官”,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几乎没有正式进行过接触。4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说“美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其贸易方式”,指责美国将关税提高至“历史最高水平”。5月26日,格里尔直言,美加存在“重大分歧”且难以克服。
两国的核心矛盾在于加拿大不仅没有像墨西哥或欧盟那样在关税问题上让步,反而采取征收报复性关税及下架美国酒类产品等强硬反制措施与美国对抗。双方可谓“你来我往”,贸易战的“火药味”愈发浓烈。
加减少对美防务依赖
加美关系陷入僵局,是两国谈判至今无法启动的核心原因。而近期有迹象表明,两国防务领域正出现“断链”风险。这可被视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转折点,即双方的矛盾焦点已不局限于贸易领域,还有可能进一步外溢至防务与安全领域。
卡尼在5月27日的一场防务会议上表示,将启动与瑞典萨博集团的谈判,意在采购6架“全球眼”预警机,而非此前外界看好的美国波音公司的E-7“楔尾鹰”预警机。“全球眼”这款瑞典产品,其实是在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环球6500”公务机的模板上研发而来,具有深厚的“加拿大血统”。卡尼此举明显体现出扶持本国工业、靠近欧洲的双重象征意义。此前不久,鉴于美国的苛刻条件及长期的经济威胁,卡尼已下令“重新评估”采购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F-35战斗机计划,而萨博的“鹰狮”战机立刻主动上门推销。上述两项军机采购事件,都反映出加拿大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进行战略调整,以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
从1987年10月美国与加拿大率先签订《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到1994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直至2018年新签的美墨加协定,北美近几十年来总体上维持三国“结义”格局,其终极目标在于消除贸易与投资壁垒,实现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在客观上极大促进了三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使墨西哥成为美加的重要制造业基地,形成了高度整合的北美产业链,尤其是在汽车和电子行业。
特朗普执政以来强硬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在北美引发连锁反应。美国此次选择与立场松动的墨西哥进行双边交易,同时对坚持对抗的加拿大施加“孤立”压力,导致美加在贸易与防务领域同步“脱钩”,北美一体化正面临自美墨加协定生效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
北美地区整体格局正在从“一体化”向“阵营化”与“多元化”转变,7月的三方联合审查将是一个关键节点。一方面,美国与墨西哥如果就关键条款提前达成一致,加拿大与美国的谈判筹码将被严重削弱,美国的“分而治之”策略可能导致加拿大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另一方面,在北美经历的这场“分裂”中,经济矛盾的激化波及国家安全层面,联合防务体系难以维系,对拥有广阔国土的加拿大而言,既是危机,也是真正摆脱对美国军事依赖、强化自主防务能力的机遇所在。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讲师、上外欧盟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