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深水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成为新的主战场。

　　近日，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与2026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相继在上海召开，“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被明确为下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标志着长三角科创事业正式从单城突破的“独奏”，转向41城协同的“合唱”。

　　世界级城市群的科创底气

　　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创新资源最集聚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共建国际科创中心的底气，来自其独有的规模优势、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

　　从经济体量看，2025年长三角GDP达34.67万亿元，规模已超过日本，接近德国，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4.7%。从增速来看，长三角地区GDP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且长三角4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35城跑赢全国增速。

　　经济规模的支撑下，长三角科创资源的集聚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区域内集聚了全国约1/4的“双一流”高校、1/3的高新技术企业、1/2的科创板上市公司，拥有13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具备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

　　围绕科创中心共建工作，三省一市立足自身定位、明确各自发力方向。

　　上海提出，将在重大科技攻坚突破上精准发力，协同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级产业集群与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共同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江苏表示，将联动沪浙皖三地，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浙江提出，将持续强化创新生态共建共享，全方位参与科创中心建设，携手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安徽明确，将以科创中心共建为引领，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安徽实践路径，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夯实研究根基，全面提升区域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上海市政协常委、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青表示，目前，长三角科创发展的“四梁八柱”基本成型，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区域作为全国强劲活跃增长极的功能持续巩固。

　　目前，长三角内部已形成差异化的创新分工格局。

　　上海作为龙头，在创新投入、平台载体、创新生态等25项核心指标中17项排名第一，是当之无愧的创新策源地；南京凭借雄厚的科教资源，万人有效发明专利和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位居榜首，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和成果输出地；苏州拥有数量最多的国家级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科创板上市公司及独角兽企业数量居全国前列，是成果转化和产业落地的核心承载区；杭州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先发优势显著，新兴产业发展动能强劲；安徽作为战略科技力量重要布局地，在量子科技、存储芯片等领域拥有独特优势，为硬核技术攻关提供重要支撑。不同城市各扬所长的创新格局，为跨区域协同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李健表示，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拓展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意味着从单一城市创新能力建设转向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未来应强化基础研究、战略产业培育和制度型开放。

　　协同攻坚的现实挑战

　　尽管“四梁八柱”已经成型，但与全球领先城市群相比，长三角科创协同仍存在明显的短板，距离真正的创新共同体尚有距离。

　　“对标全球顶尖城市群，长三角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科技成果应用孵化环节仍存在明显差距，创新资源‘散而不合’、区域协同效能未能充分释放。”阮青指出。

　　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是最突出的软肋。数据显示，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基础研究占研发费用比例达18%，而长三角仅为6%；波士华地区高被引论文数达4.1万篇，长三角仅2.4万篇，头部创新成果数量与国际顶尖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应用孵化环节的薄弱同样显著：英国中南部区域获得早期融资轮次的企业数量占比达74%，北美五大湖区域达71%，而长三角仅为37%，企业早期融资难、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低的问题长期存在。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创新资源“散而不合”。当前区域协同仍存在不少体制性壁垒：不同城市的科技政策、人才评价标准、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不统一，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存在隐形门槛；各地产业布局存在一定同质化竞争，部分领域重复建设、资源内耗的情况时有发生；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导致各地在协同创新中存在“怕吃亏”“留一手”的顾虑，区域协同效能尚未充分释放。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查志强表示，在长三角科创版图中审视杭州，可以发现，杭州虽然数字经济领跑全域具有先发优势，但在“从0到1”的原始创新策源能级上与上海、合肥仍有落差。与沪苏甬相比，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产业集群规模、龙头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基数相对较弱。在顶尖战略科学家与领军型技术人才储备上仍有短板。

　　上述短板的存在，恰恰凸显了长三角科创协同的必要性。

　　“过去单城突破的模式已经遇到天花板，只有把各自的长板拿出来，重新拼成一个更大的木桶，才能养出世界一流的科技企业、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产业集群。”阮青说。

　　在查志强看来，浙江应把握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机遇，立足杭州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及民营创新生态上的优势，补齐基础研究和大科学装置短板。杭州要建设“长三角概念验证中心”集群，打通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深化杭州与上海、合肥等国家实验室联动，共建概念验证中心。同时开放AI大模型工具库，探索跨域利税共享机制，驱动“数智大脑”跨域输出。还要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吸引数字游民，提升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实现从地理协同到创新共同体升级。

　　在竞合中协同突破

　　制度破壁、要素共享，是长三角科创协同突破的关键抓手。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陈雯表示，三省一市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长三角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科教人才一体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契机。

　　陈雯提出，长三角可依托沿沪宁杭创新带，构建以上海为核心，南京、合肥、杭州、苏州、宁波为支点的全域创新空间格局，引导各城市在基础科研、技术研发、应用开发、产品转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全链条中精准定位、错位协同。

　　“新质生产力布局需坚守以人为本、创新为源、产城融合、空间适配原则，依托产业发展重塑城市发展空间，推动区域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深度融合，围绕创新与产业功能打造产创城融合空间，通过创新、生产、消费要素的合理配置与联动衔接，实现创新链、产业链的全域深度融合对接。”陈雯表示。

　　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差异，陈雯进一步指出，上海在创新投入、平台载体、科研产出、创新生态等方面具备全域领先优势；南京核心优势体现在高端人才储备、知识积淀与科研成果产出能力；杭州主打新兴产业发展优势；合肥拥有优质的科创生态体系。基于差异化优势，长三角重点创新空间可依托沪宁产业创新带向西联动合肥、向东向南联动杭州，完善多点支撑、全域协同的创新布局，推动各城市在科创全链条环节分工协作、互补赋能。

　　目前长三角已形成“一廊一带多中心”的创新布局共识：以上海为龙头，携手南京、苏州、杭州、合肥带动周边发展，以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为支撑，连同环太湖科创圈优化整体科创布局，增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大科创功能，带动“一核两带”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在此框架下，各地需进一步明确自身在“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技术应用—产品转化—产业化—市场化”全链条中的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协同。

　　作为科创协同的标杆，G60科创走廊已探索出成熟的金融服务模式。

　　近一年来，运行G60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建立1500多家拟投项目库，已投资49家企业共16.27亿元，撬动社会资本80多亿元；九城市合计发行科创债、绿色债639单，直接融资3988.07亿元，推出G60科创贷、专精特新贷等28款专属金融产品，为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支持，有效缓解了早期科创企业融资难的痛点。

　　安徽省社科院院长余三元表示，三省一市需聚力协同突破、共筑原始创新高地。具体要强化战略科技协同，攻坚关键核心技术；畅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推动区域技术市场一体化；优化全域创新生态，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深化金融、人才双向赋能，助力区域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的实践颇具代表性：该院在沪甬两地分别设立上海创新中心和杭州湾科创园，形成“上海孵化、宁波落地产业化”“宁波生产制造、上海研发”的双向路径，10年来累计培育孵化600余个产业化项目，在宁波实现产业化的项目达200余项，累计产值超100亿元。这种“研发在中心城市、转化在周边城市”的分工模式，既释放了中心城市的创新势能，又发挥了周边城市的产业优势，实现了双赢。

　　阮青提出，未来长三角要坚持创新驱动核心导向，依托上海龙头带动作用、发挥苏浙皖各地比较优势，持续强化区域创新策源能力、深化跨学科基础研究协同、推进跨区域产业深度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核心动力源。

　　对于产业协同布局，阮青直言，要加快重点产业突破，做强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同时，长三角也要共同布局未来产业，要特别聚焦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元宇宙、第六代移动通信、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深海空天开发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标志性产品、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