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领域的资源民族主义并非独立偶发事件，而是全球范围内的长期趋势。”

　　6月1日，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邵留国向界面新闻作出上述研判。

　　今年以来，印尼、津巴布韦等国家在锂电相关矿产资源上的政策持续收紧。

　　以印尼镍产业为例，今年年初，该国镍矿工作计划与预算(RKAB)年度生产配额骤降至2.6亿-2.7亿吨，较去年的3.79亿吨下滑约三成。

　　4月，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关于矿产基准价(HPM)的测算规则新修订正式生效，将1.6%品位镍矿系数从17%上调至30%，导致镍矿开采的税费成本显著增加，并首次纳入钴、铁等伴生金属计价。

　　自6月1日起，印尼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三类战略性资源商品出口，将统一通过政府指定国有企业进行管理。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国。作为工业金属的镍，被广泛地应用在钢铁、机械、建筑等多个行业。其中，精炼镍既可用于生产不锈钢、合金、电镀，也可用于生产电池所需的硫酸镍。

　　2025年，全球镍市场在宏观压力与结构性过剩中深度承压，国内外镍价整体震荡下行。沪镍主力合约一度跌破11.2万元/吨，创近五年新低。在今年印尼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沪镍主力合约已反弹至14万元/吨以上。

　　上海钢联镍分析师白琼向界面新闻表示，印尼削减镍矿配额落地后，镍价震荡上行，矿端供应趋紧推高了镍矿及中间品价格。

　　下游不锈钢与电池材料企业的采购策略转为谨慎，部分企业开始加大从菲律宾等替代来源国的进口以分散风险。

　　“印尼此次配额收紧并非单纯的市场调节，而是财政、资源、战略三重诉求的共同驱动。”卓创资讯富宝镍分析师刘鑫昆向界面新闻分析称。

　　在财政层面，镍价走弱严重冲击了该国的矿业税收。通过配额缩减制造供应缺口、推高镍价，搭配与LME镍价挂钩的浮动资源税，可实现财政收入与镍价同步增长，成为缓解财政压力的关键抓手。

　　在资源层面，印尼高品位镍矿平均品位从2006年的2%降至2026年的1.6%，高品位矿可采年限已从20年急剧缩短至9-13年。配额缩减本质上是行政手段限制开采强度，防止资源短期内过度消耗。

　　在战略层面，印尼希望凭借全球近70%的镍矿产量，通过配额分配强化在镍市场的定价控制权。

　　白琼进一步指出，配额缩减已明显阻碍印尼当地湿法项目的新增投产进度，且导致已有镍铁项目出现负增长。

　　不过她同时表示，当前印尼镍产业减产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镍矿配额缩减，还受到当地电力紧张以及硫磺短缺导致湿法项目减产，镍中间品MHP大幅减产的影响。

　　基于印尼镍产业当前的政策驱动型供应收缩，刘鑫昆判断，短期结构性紧缺格局基本确立。在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供应端的收缩力度足以将全球镍市场推入紧平衡乃至实质性短缺状态。

　　但中长期过剩风险仍存，需要关注配额执行力度、菲律宾镍矿补充情况以及磷酸铁锂对三元电池的替代趋势。

　　不同于印尼，津巴布韦的锂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则经历了渐进式收紧。

　　2022年，该国率先禁止未加工锂原矿出口，且原计划自2027年起禁止锂精矿出口。但今年2月，锂精矿出口禁令便提前落地，所有锂精矿立即暂停出口，仅允许硫酸锂等深加工产品出口，覆盖所有在途货物，执行力度全面拉满。

　　卓创资讯富宝锂电分析师汪霏菲向界面新闻表示，上述消息一度引发市场担忧，由于2025年中国从津进口锂辉石占总量15%，月均10万吨，若暂停时间过久，中长期将影响国内二、三季度供应，这一预期对锂价形成有利支撑。

　　3月底，市场传闻津巴布韦矿端出现积极进展，消息传播范围较广，市场情绪受到一定影响，带动碳酸锂现货价格有所回落。

　　上海钢联锂矿分析师郑晓强向界面新闻表示，目前当地中资矿企正在逐步办理年初已协商好的配额发运手续，初期受运力影响发运量较少，但整体稳步运行。

　　5月中旬，已有在津企业表示锂精矿出口手续已完成，并已启动发运。汪霏菲指出，这一进展有助于缓解前期因出口限制造成的供应担忧，然而物流时效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实际到港情况将成为验证供应增量的关键。

　　截至6月1日收盘，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2609下跌0.71%，报收于17.89万元/吨。现货方面，上海钢联最新数据显示，6月1日，电池级碳酸锂早盘市场均价较前一工作日上涨800元，达17.72万元/吨。

　　近日，津巴布韦政府又发布了《矿产分类与宣言》，将锂、镍、钴、石墨等14种矿产列为受股权和出口管制的“关键矿产”，并确立国家通过指定特别目的工具(SPV)行使强制性最低持股比例的原则。

　　印尼和津巴布韦并非孤例。从智利、墨西哥到刚果(金)，全球主要资源国同步收紧了锂、钴、镍等关键矿产的管控，这印证了邵留国“长期趋势”的判断。

　　在邵留国看来，上述“长期趋势”的形成背后有着全球结构性动因。

　　首先是关键矿产长期需求旺盛，全球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将持续攀升，市场繁荣直接刺激资源国采取更多管控措施。

　　其次，中美竞争加剧，使得资源国议价能力提升。关键矿产目前已成为类似芯片的战略工具，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纷纷进入资源国争夺矿产。多方竞争下，资源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增大，为资源民族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

　　最后是资源国自身追求更大收益。由于大多数资源国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矿产收益对其财政至关重要。这些国家往往会通过干股要求、本地化采购、强制运输、延伸产业链等手段，尽可能提升自身收益。

　　针对资源民族主义带来的政策持续收紧与成本上升问题，中资企业主要采取了本地化深加工和多元化资源布局等策略。但邵留国认为，从实际博弈来看，并不存在“一招鲜”的解决方案。

　　本地化深加工能满足资源国的核心诉求、保障供给，但也带来了国内产业链风险暴露、技术溢出等问题，企业只能在顺应要求的同时加强法律与风险控制。

　　从长期看，多元化资源布局有助于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削弱其要价能力，但矿山开发周期长、全球关键矿产分布集中，短期内难以见效。

　　“总体而言，中资企业当前‘讨价还价’的余地并不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满足资源民族主义的目标，同时做好自身利益保护。因此，对于中资企业而言，最有效的做法是根据不同情境进行利益平衡，以在博弈中争取更大主动权。”邵留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