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重组明显提速。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查询结果，截至2026年6月初，今年已完成注销的村镇银行已达97家。

　　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体系也在持续收缩——仅县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合社就有38家退出，此外还涉及省级联社等机构。

　　两类机构合计退出数量已超过130家，农村金融正经历一场覆盖广泛、力度空前的“减量提质”进程。

　　村镇银行：整合案例密集落地

　　6月初，一起村镇银行整合案例率先落地。

　　6月2日，红河金融监管分局发布批复，同意蒙自沪农商村镇银行吸收合并弥勒、个旧、开远、建水四家沪农商村镇银行，并实施定向募股。

　　增资完成后，蒙自沪农商村镇银行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至1.76亿元，其中主发起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达82.585%。同时，该行新设弥勒、个旧、开远、建水、新哨等5家支行开业。

　　这是典型的“村改支”模式——村镇银行被主发起行收购后注销法人资格，改建为主发起行的分支机构。

　　此前的5月底，另一例“村改支”案例也已落地。沈阳新民、沈北、法库、辽中四家“富民”系村镇银行获批解散，其全部业务、债权债务及人员由盛京银行承接，改制为支行。随着这4家银行获批解散，沈阳也成为全国第一个村镇银行全部退出的省会城市。

　　今年以来，类似案例在全国密集落地。从云南到辽宁，从四川到甘肃，村镇银行整合呈现出参与主体广泛、区域覆盖全面的特征。

　　整合路径也趋于多元：除“村改支”外，还有“村改分”（吸收合并转为分行）、“村并村”（ 一家村镇银行为主体，吸收合并另一家村镇银行）、直接解散或主发起行增持股权等方式。

　　农信社：从省级联社到县级联社加速退出

　　农村信用社的收缩进程同样不容忽视。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已有2家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及4家农村合作银行完成退出。

　　进入2026年，这一趋势仍在延续——3月份，一家省级联合社——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完成注销。而收缩最为集中的则是县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联合社，今年以来已有38家退出。

　　农村信用社曾是县域金融的主力军，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但随着农信社改制为农商银行的进程加快，以及部分经营不善、风险较高的机构被兼并重组或直接解散，农信社法人机构数量持续下降。

　　与村镇银行类似，农信社的退出同样是“减量提质”政策导向下的结果——通过淘汰弱、小、高风险机构，留存主体将获得更强的资本支撑和更规范的公司治理。

　　政策与市场共同驱动减量提质

　　此轮改革提速有着清晰的制度推力。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充实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高风险机构处置。

　　与此同时，制度层面也在持续完善。2026年4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将村镇银行主发起人的最低持股比例从现行的15%大幅提升至51%。此举意在通过提高持股门槛，以控股纽带压实发起行的“风险兜底”责任。

　　以本次整合的蒙自沪农商村镇银行为例，吸收合并并定向募股后，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增至1.76亿元，单一体量显著增强，服务县域经济的能力也将随之提升。

　　风险压力是另一重现实驱动力。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2.79%，显著高于商业银行的1.51%。

　　不少村镇银行和农信社资本实力弱、公司治理不完善、风控能力不足，在净息差持续收窄、行业经营压力凸显的背景下，分散化的法人治理模式进一步加剧了风险隐患。兼并重组、直接解散或改制为分支机构，成为化解存量风险、实现降本增效的有效途径。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农村中小银行的数量仍将延续下降趋势，但留存的机构将更加专注深耕本地、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在更稳健的架构中发挥其地缘和服务灵活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