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范式变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增长模式是相对于过去依赖投资和出口的传统模式而言的，“消费拉动”被放在了核心位置，这一转型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要求中国经济必须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这一跨越的关键在于增长动力能否完成切换。
当前，中国消费市场面临的宏观约束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叠加在一起：人口负增长时代正式来临，城镇化进程阶段性减速，服务业罕见出现通缩压力，外部地缘环境持续复杂化。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勾勒出“十五五”时期消费市场必须直面的挑战图景。然而，挑战之中也蕴含着深刻的结构性机遇，比如人口高峰和消费高峰的重叠、数字经济的深度渗透、城乡融合的制度红利释放、情绪消费等新消费模式的涌现，都在孕育着消费市场新的增长极。
《大国消费：中国增长的新引擎》一书通过对宏微观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对多国经验的比较分析，全面剖析了中国消费率长期偏低的本质原因，并为“十五五”时期的消费战略提供了系统的政策思考。
“十五五”时期中国消费增长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人口结构进入深度转型期，人口峰值与消费峰值的“重合”将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契机。虽然我国正面临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的挑战，但是消费结构的代际转型将在未来5～10年给我们带来更多机遇。过去我国的人口高峰因老龄化右移，而消费高峰却在左移（年轻化），二者反向移动不利于消费总量增长。然而未来10年，我国的消费高峰预计将向右移动，四五十岁人口将成为消费主力，同时人口高峰继续右移，其与消费高峰的重叠将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因此，未来几年的消费总量增速将比过去几年的更加乐观。
其次，服务价格陷入历史性低位，缓解服务业通缩压力、打破“价格—工资”负反馈螺旋是“十五五”开局的当务之急。不同于以往主要由工业产能过剩驱动的低通胀，本轮物价压力的关键在于服务价格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24年第三产业平减指数甚至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负增长。由于服务业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就业池，服务价格的持续低迷会直接转化为就业与收入压力，进而削弱消费需求。“十五五”规划建议已明确提出提高居民消费率和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通过提振服务消费来拉动服务价格回升，这对GDP平减指数的修复作用将远超单纯的供给侧去产能。
最后，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引发的负财富效应仍是制约居民消费信心的重要变量。在我国居民总资产中，住房资产约占一半，房价波动通过收入路径、地产后周期消费路径及现金流路径三条渠道深刻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2021年至2024年房价持续下跌已导致居民总资产缩水，部分居民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而选择提前还贷，这直接挤压了可支配收入与即时消费能力。因此，“十五五”时期稳住楼市与股市、发挥财富效应的正面调节作用，将是扭转预防性储蓄倾向、实现“内需主导和消费拉动”增长模式的关键。
我国居民消费率为何偏低
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9.9%，远低于全球56.3%的平均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许多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要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我们通过对38个国家进行比较，发现了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深层次原因。
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不高，老百姓没钱消费。收入高低如何衡量呢？跟居民消费率直接相关的是居民收入比重，即在居民、企业、政府三个部门的分配中，居民能拿多少。这是因为“居民消费率=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从这个数据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0%，实际上略高于全球38个主要经济体58.2%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从总量上看，中国居民部门的总收入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少。真正的症结在于收入结构和分配机制不完善。
首先是财产性收入的“结构性贫血”。在成熟的消费型社会中，财产性收入是支撑中高收入群体进行消费的重要支柱。然而在中国，这一支柱极度脆弱。中国居民财产净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3.2%，只能达到全球38个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6.2%）的一半。更为关键的是收入来源结构性失衡：在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中，有高达76.2%依赖存款利息，而来自企业分红的收益占比仅为10.2%，后者与全球38个主要经济体平均55.7%的水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结构意味着中国居民难以分享经济增长和企业成长带来的资本增值红利。由于居民财产性收入过度依赖存款利息，在当前低利率甚至实际负利率的环境下，这种模式导致居民财富相对缩水，从而直接抑制了消费信心。
其次是二次分配的“双低”困境。税收与转移支付是调节贫富差距、提振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制度工具。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的，通过税收将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理论上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消费率。然而中国在二次分配领域存在一个独特的“双低”现象：一方面税负低，中国居民缴纳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占GDP的比重仅为1.2%，远低于全球38个主要经济体平均8.1%的水平；另一方面社保偏低，与低税负相对应，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净转移收入也相对不足。
这种“双低”格局导致二次分配未能有效发挥削峰填谷的再分配功能。表面上，低税负意味着居民保留了更多的初次分配收入，这似乎有利于消费。但实际上，直接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工具，低税负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同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兜底保障），居民不得不将大量收入转化为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医疗、养老等不确定性支出。这种低税负、低福利的组合，最终系统性地抑制了当期消费。居民的储蓄动机不是出于对未来的乐观期待，而是出于对风险的深度焦虑。
最后是偏低的消费倾向。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仅为62%，而全球38个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高达 92.3%。30%的巨大差距，深刻揭示了中国居民有钱不敢花的系统性焦虑。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勤俭节约的社会传统、社保不完善、公共服务短缺等。
“十五五”时期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政策选择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将促消费政策总结为5个方面。
一是直接进行消费补贴。过去几年的“以旧换新”政策对于释放消费潜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耐用品消费存在容易透支的风险。同时，服务价格出现了历史上首次下跌，服务消费的需求压力较商品消费的更加突出，未来消费补贴可能需要逐步转向服务消费。发放涵盖出行、酒店、餐饮、电影等领域的“消费券”，不仅能直接增加即时性消费需求，避免耐用品的需求透支，还能通过提振就业规模庞大的服务业，有效防止经济陷入“物价—工资”的通缩螺旋。
二是更大力度的生育补贴政策需要聚焦“初婚初育”，而不仅仅是“二孩三孩”。近年来，婚育难题的核心在于年轻人的结婚意愿及生育一孩的意愿偏弱，一孩出生数量的下降速度远超多孩的。但目前的生育补贴政策多集中于二孩、三孩，初婚初育群体在许多地方政策中被忽视，这不利于提高年轻人的婚育率。可以考虑把住房收储和鼓励婚育结合起来，比如在存量住房闲置较多的城市，存量房收储后，可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给35岁以下的新婚家庭（5～10年的住房使用权），新婚家庭生育第一个孩子后，可申请扩大住房面积并延长使用期限至20年。这样既有助于解决房地产的库存问题，又能降低年轻人的婚育成本，在促进婚育的同时释放更多消费潜力。
三是提升失业保险受益率与农村基础养老金标准，这是补齐居民收入短板的关键。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受益率偏低，在2023年末的城镇调查失业人员中，仅有14.7%能领到保险。政府应通过降低门槛、简化证明等方式让失业群体获得基本保障。同时，针对农村养老金偏低且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现状，加大力度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缩小城乡养老金差距。这两类人群都属于低收入群体，具有极高的消费倾向，其收入增长能迅速转化为实际的总需求改善。
四是开展服务消费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核心在于针对不同层级的服务需求“补缺口、提质量”。对于医疗、养老等基本民生类服务，我国目前仍存在显著的供需缺口，比如养老床位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3%左右，需要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和供给数量来带动潜在需求快速兑现。而对于文娱、旅游、餐饮等享受型消费，问题不在于数量不足，而在于供给质量参差不齐，需要通过提升服务水平与消费体验来增强消费者的满意度与忠诚度。
五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中长期消费活力。首先稳住楼市和股市，扭转负财富效应并修复资产负债表，稳定居民消费信心。其次，改革必须触及财税与土地，比如推动消费税从生产环节向消费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增强地方政府促消费的主动性，
另外推进土地改革，赋予农村与城镇平等的土地发展权，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最后，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解决劳动者“有钱没时间”的问题，同时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有效消除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释放近3亿流动人口的长期消费潜力。
促消费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让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花得好”。“有钱花”意味着收入持续增长和财产性收入渠道拓宽；“敢花钱”意味着社会保障网络健全，大众对未来的预期较稳定；“花得好”意味着消费品质提升和消费体验改善。只有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中国居民消费率才能真正提升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合理区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变得可持续、健康、高质量。
这既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再平衡——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在投资与需求之间、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新的均衡点，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每一个普通家庭都能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十五五”时期，如果这场范式革命能够成功，那么中国经济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开创出一条内需驱动、消费引领、民生为本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这条道路的前景，值得期待。
（作者为现任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为《大国消费：中国增长的新引擎》一书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