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吕功琛，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请立刻回电询问我的状况。”还没开始采访，记者手机上就收到这样一条短信。

　　黑色短袖，牛仔裤，运动鞋，吕功琛站在走廊上拍摄App的功能演示画面——第一次见到记者，他就向记者要了手机号，填进自己开发的软件进行测试，自然得像见到大学同学。

　　吕功琛不善言辞。接受采访时，他话不多，语速平缓，经常记者问一句，他答几个字。如果放在深圳或杭州的写字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平凡无奇的人，做了一款登顶付费榜的App。

　　2026年初，一款名为“死了么”的App登上苹果付费软件排行榜第一。App爆火之后，媒体披露出了他的真实身份：吕功琛，29岁，在深圳做了四五年产品经理，刚搬到杭州不久，在一家科技公司供职。后来，他离开公司成为“超级个体”，被各方推着向前走——上城区数据局的一封邮件让他的企业迅速落地，南星街道主动找上门让其为社区独居老人开发应用场景，数十位投资人提出投资意向……

　　5月，App正式改名为“在么在么”，吕功琛列出一张为期两年的企业发展时间表，从产品迭代升级到商业模式探索，思考发生在行动之后。

　　重新上架的“在么在么”App未来能走向何方，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吕功琛觉得，属于他这样的人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

　　一个喜欢尝试的打工人

　　很少有人知道，“死了么”不是吕功琛做的第一个App。

　　在那之前，他和他的三人团队做过一款家庭安全软件，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共享位置、互相关心。尽管这款软件在海外的下载量不低，但吕功琛很快意识到那是一个红海市场，竞争激烈，且整体呈下行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不结婚”。反而是独居安全这个方向，因为趋势存在，加上国内尚未出现成熟的竞争者，增长速度非常快。

　　2023年前后，市面上开始零星出现“死了么”这个创意的讨论。评论区里，无数独居年轻人在喊：“快点做出来！”

　　“这个名字不是我起的，”吕功琛坦白，“是评论区里大家都在提。我们只是第一时间把它开发出来了。”成本1500块钱，百分百AI coding。他不会写代码，但会提需求。

　　2026年初，App上线，图标很抽象，是一只绿色的水母。用户自发地在社交平台上裂变传播。几天之内，评论从四面八方涌来。“App能火，一半是因为名字，一半是因为很多人的需求真正被看见了，有人满足了他们。”吕功琛一边上班，一边关注着后台数据，那几天走在杭州的街上，路过咖啡馆、地铁站，偶尔能听见有人在聊这个App，连公司里的同事也会讨论，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做的。

　　吕功琛很早就发现自己很擅长抓住一个产品的核心，“是一种直觉”。在深圳的那几年里，他成为一名产品经理，做海外社交方向，小团队用短短一年半时间做到了行业头部。后来他来到杭州，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产品，尽管是一名尽职尽责的“打工人”，但吕功琛仍然有自己的野心：“如果有机会，当然想要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事情看起来水到渠成。App最火的时候，媒体要采访，投资人要见面，吕功琛每天只能睡上短短几个小时，但根本没时间想“要不要全职做这个事”——因为白天还要上班。直到这件事被公司发现，没有撕扯，没什么戏剧性，吕功琛选择了离职。

　　他没有再找新的工作。“你人生中能碰到的好机会其实还蛮少的。”他说。把“死了么”App继续做下去，就是当下最好的那个机会。

　　被各方推着走

　　从那时起，吕功琛开始被各方推着向前走。

　　春节在河南濮阳老家，吕功琛收到了杭州上城区数据局的一封邮件，是在一堆“没有营养”的邮件里被翻出来的。App爆火的那阵子，吕功琛的邮箱里总是收到各种邮件，比如只是直白地夸他“软件做得真牛”。

　　“上城区数据局的邮件写得很详细，专业又直接。”更难得的是，邮件点出了一个更容易落地的应用场景：关心独居老人。吕功琛当晚就加了微信、打了电话。半个月后，他把业务正式落到了上城区。

　　上城区下辖南星街道是第一个找上门的。上城区是老城区，南星街道则是老城区的老城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44.4%。紫花埠社区党委书记陈光渭算了算：“常住人口7567人，60岁以上的2569人，占30%多。”

　　这个数字背后，是基层治理一个真实而沉默的痛点。

　　南星街道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胡杭东告诉记者，按照要求，或是上门走访，或是电话，网格员每两到三天要联系一次独居或高龄老人。但一个网格员可能要对接五六十位老人，同时还要管环境卫生、消防安全、矛盾纠纷，他说：“工作量很大，而且存在空档期。有时候上门老人不在家，有时候打电话不接——老人手机放在那里，几个小时联系不上都有可能。”

　　其实早在“在么在么”出现之前，作为解决独居安全问题的方案，市面上也存在一些产品选择。有红外线监测、摄像头等实体设备，也有社区曾尝试通过水表、电表的数据侧面监测老人的生命活动，但都有各自的局限：红外线设备要装宽带，一年费用几百上千元，老人舍不得；床垫加装传感器，老人用了没多久就收起来；而摄像头涉及隐私，被很多老人明确拒绝使用。

　　于是，南星街道和吕功琛团队反复磨合，建起线上群聊，前后两个多月，将产品迭代了好几个版本。“我们提意见，他们改，改完我们试，试完再提。”胡杭东打开他们的群聊，“就像今天，吕总还在群里说，又要升级了。”

　　变化肉眼可见。

　　如今的App，SOS按钮放在屏幕正中间，老人一打开就能看到；手动签到功能关闭，改用无感打卡，老人只要带着手机走动，后台就能感知到生命活动迹象。此外，产品后台还带有关怀预警功能，如果老人长时间无活动迹象，网格员会电话联系或上门查看。“这样就不会过度打扰老人。”胡杭东说，“频繁打电话，有些老人反而觉得是骚扰。”

　　另一处关键的迭代，是紧急联系人的轮呼机制。

　　最早版本只支持邮件通知，而这显然与国内老人的使用习惯并不匹配。胡杭东提出：“要打电话、发短信，而且要支持多个联系人、支持固话，按照顺序轮拨——第一个不接拨第二个，第二个不接拨第三个。”

　　现在的“在么在么”，警报触发后，系统按预设顺序拨打三个监护人电话：第一监护人、第二监护人是子女和亲友，第三监护人则可以设置为社区网格员。

　　“我们5分钟之内就能上门，抢的是黄金救援时间。”陈光渭说。社区网格员都经过红十字会急救培训，配合AED设备等硬件支撑。“万一真的需要，我们就能先顶上去。”

　　当前，紫花埠社区已经给60多位老人安装了试用版。推广优先级很清楚：独居、空巢、孤寡，亲人不在身边的，优先装。有些老人看到新闻报道，甚至自己打电话到社区来，主动要求安装。有位老人告诉社区工作人员，他前段时间心脏不舒服，只能自己拨110、给子女打电话。“现在有了这个，不用一个个去找电话号码了，直接按就行。子女如果不接，还有社工。”

　　78岁的楼指秀也是试用者之一，她一边笑一边用带着杭州口音的普通话念：“楼指秀，在么在么。”她特别喜欢这个新名字：“在么在么，大家平时不都是这么问候的嘛。”有人问候，总归是一件好事。

　　属于OPC的时代

　　上城区为吕功琛提供的新办公场地在一个产业园里，150平方米，3年免租，如今还在装修。所以，这阵子，他在隔壁楼的一间小办公室先做过渡。

　　“完全够用。”吕功琛说。团队从原来的3个人扩展到4个人，全职上班的其实只有2个人，大部分时间仍然是远程协作。没有内卷，没有加班。“都是从打工人经历过来的，知道大家不喜欢什么。”吕功琛耸耸肩。

　　吕功琛注意到一个现象。

　　他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做一款产品，然后爆了。比如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做了一款叫“SBTI”的戏仿版人格测试，全网爆火；比如很多做独立开发很厉害的人，赚几百万元的并不罕见。

　　“这在几年前是不敢想的事情。”吕功琛说。

　　他相信，AI时代效率被显著提升，公司形态会往追求“人效”的方向发展，OPC在他看来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趋势。

　　“OPC应该是一个最终的形态。”他说，“非常少的人，做了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他自己正在成为这个趋势的一部分。“我们团队应该不太会扩张。”吕功琛说，“我希望创造的是人效最高的公司，可能几个人，做很大的市场，在短时间内拿到非常好的成绩。因此，我会刻意地去控制团队规模。”

　　但一个人做事，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自己来。吕功琛对“一人公司”的理解，不是孤军奋战，而是用最轻的方式撬动最大的资源。

　　他正在搭建一个“底层安全服务供应商”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在么在么”不只是面向终端用户的App，而是to G、to B、to C三端同时发力。

　　政府端，南星街道只是一个开始。试点还没结束，安徽合肥的一个社区党委书记就打电话来，说要联系服务商；北京一个机构也打来电话，要谈业务。“虽然应用场景不复杂，但在社会基层的老百姓、老人里面，需求量还是蛮大的”，吕功琛说。

　　企业端，他希望通过代理分销的模式，让更多渠道帮他去覆盖更多的用户。“保险公司的产品如果配上我们的守护服务，是不是客单价能拉上去？哪怕只提升5个点，对他们的业绩增长就非常大。”养老机构、社区门店，甚至卖老年助动车的商家，只要有对应的用户人群，都可以成为他的分销商。“我们会把绝大部分的利润都让给经销商，这样我们间接服务了更多的用户，这个市场都在用我们的标准。”

　　用户端，App覆盖的人群也在不断扩大。最早是独居女性，后来加入了独居老人，再往后是小孩子、有孩家庭。“安全是刚需，永远是第一位的。”吕功琛的终极构想，是建立一个“人人互帮互助的安全网络”。警报触发后，不仅能通知监护人，还能通知周边安装了App的志愿者或居民，就近响应。“你可以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这需要用户规模去堆出来。”他说，“所以我们现在才让利，因为我们要做最终的那个东西。”

　　南星街道的试点，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构想的第一个试验场。60多个老人，半个多月的测试，规模不大，但验证了一些东西：产品能用，老人愿意用，社区觉得有用。

　　第一年，街道出钱购买服务。“一个人一年二十多块钱。”胡杭东说。第二年，也许子女就会愿意来为老人继续购买服务，“相当于多了一份安心”。而这个价格，也恰好符合吕功琛“让利”的逻辑——足够低的门槛，才能铺开足够大的用户规模。

　　投资人看到了这个逻辑。吕功琛透露，一笔小1000万元的融资已经敲定。但吕功琛对这笔钱的态度很克制。

　　“融资更多是给团队一个底气，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地做这个事情，仅此而已。不会说是因为没钱，然后要很快地商业化，节奏就全乱掉了。”吕功琛对投资人有自己的筛选标准。那些一上来就问“你们怎么做商业化”的，“明显是掉钱眼里了”。他更倾向于合作的，是跟他有上下游合作关系、能助力他把事情做得更快更好的人。更重要的是，对方要和他一样笃定一件事——少子化、老龄化是未来的趋势，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爆发。

　　吕功琛的经历似乎印证了多年前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演讲中“连点成线”的经典论断——人没有办法提前将事情联系在一起，只能在事后回顾时才恍然大悟。

　　“人一定要去多尝试，可能在某一天，它就会把你所经历的所有好的、坏的，最终连成一片，达成你设想的目标。短期来看，我很多时候会被引导着走，因为需求在那里。”他笃定地说，“但长期来看，那肯定还是在我的手里。我的尝试次数比别人都多，那凭什么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呢？”

　　在采访的结尾，这个安静内敛的非典型创业者讲起自己常做一个梦。梦里，他在一座巨大的城市里，于摩天大楼之间来回跳跃，身后有很多人在追赶，“但他们永远追不上我”，吕功琛难得显现出一点激动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