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0日，由《中国经营报》社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商学院》杂志及中经传媒智库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新商业文明论坛——《商学院》杂志22周年年会暨北大国发院商学共创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泽园举行。论坛以“创新·协同：共建全球商业文明”为主题，汇聚国内知名学者、商学院院长及企业领袖，共同围绕“科技商学”“未来产业”“校友生态”“开源精神”等前沿命题展开探讨，试图回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与世界之问。

　　在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围绕“西方旧商业文明与中国新商业文明”作主旨演讲。他提出，在论坛由新商业文明延伸至全球商业文明的命题下，重新讨论商业文明，应当以辩证的态度看待西方，既承认其历史贡献，也正视其当代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中国新商业文明的内涵与世界价值。

　　主张辩证看待西方商业文明

　　王文表示，过去40多年，中国从西方商业文明中学习了大量先进经验，其确立的市场机制、契约法治、专业分工与全球贸易体系，曾长期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这一点应予承认。但他同时认为，对西方不宜抱有过度的崇拜心态，谈论商业文明需要回归实事求是。

　　在王文看来，西方经济学在解释中国发展时存在偏差，其将市场与政府对立的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并不相符。他主张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推动财富的普惠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演讲中，王文提出了一个判断：过去一二十年，西方商业文明正在出现系统性蜕变，金融资本垄断、寡头利益固化、新自由主义扩张等问题值得警惕。他强调，这一判断指向的是“正在”发生的趋势，而非既成事实。

　　他将这种蜕变归纳为五个层面。其一为价值层面，逐利动力一旦异化为对资本的绝对贪婪，便可能转向收割民生、制造危机与炒作套利。其二为结构层面，适度竞争异化为绝对垄断，头部企业通过并购、专利壁垒、渠道控制与平台锁定抑制创新。其三为制度层面，契约法治受到资本力量的侵蚀，政治献金与政策回报之间形成利益关联。其四为政治层面，政商关系经由“旋转门”与游说体系，演变为资本对选举的影响；他援引相关统计指出，美国前政府、军方及国会人员转入大型国防承包商、退休官员转任说客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五为发展层面，实体经济空心化、金融投机与杠杆套利上升，制造业外迁。他还提到，ESG与低碳叙事中存在“漂绿”成分。

　　王文认为，西方近年面临的诸多困境，根源更多在于其商业文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外部因素。

　　阐释中国新商业文明的范式差异

　　王文以范式对照的方式阐释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新商业文明。

　　他表示，在底层逻辑上，西方旧商业文明追求资本增值，中国新商业文明指向人民福祉；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前者强调对立分离，后者主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资本取向上，前者趋于脱实向虚，后者坚持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在竞争秩序上，前者走向“赢者通吃”，后者倡导多主体共生；在分配逻辑上，前者向少数资本集团集中，后者追求共同富裕与社会共享；在全球合作上，前者偏向霸权与金融强权，后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

　　他强调，这一对照并非对西方的简单否定，而是扬弃式创新，即在吸收其效率优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提出实践路径

　　针对中国新商业文明的落地，王文提出四方面主张。

　　一是政企联动，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落实精准帮扶，构建财富普惠体系，使发展红利覆盖农村，他认为电商助农、农村电商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二是坚持实体为本，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由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共生。三是发展普惠金融，推动普惠小微金融与融资成本下降，使大企业带动小微企业、基层受益。四是发展绿色商业，他作为绿色金融研究者表示，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已有相应积累。

　　回应论坛“全球商业文明”的命题，王文将落脚点放在全球叙事的构建上。

　　他认为，中国新商业文明的世界价值在于兼顾借鉴、超越升级与赋能全球，其目标不是颠覆或对立，而是对人类现代商业文明的迭代。在路径上，一方面面向全球南方，通过无附加条款的发展融资、“一带一路”与普惠共享，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商业秩序；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发达经济体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