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税被视作最有效的控烟工具之一，减少烟草消费的同时，还能维持大额税收。学者提醒，烟草成瘾是受价格、市场、环境影响的复杂经济行为，仅靠宣传“吸烟有害健康”难以奏效，亟须国家层面从源头出台政策系统控烟。

　　“税价政策可推动更多吸烟者从‘知道有害但不行动’转向‘开始考虑并尝试戒烟’。”中日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会长肖丹在近期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

　　“对烟草制品实施税收政策并在适宜时实施价格政策，以促进旨在减少烟草消费的卫生目标”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给出的明确政策指引。世卫组织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2年间，全球已有近140个国家提高了烟草税，推动实际价格平均上涨超过50%，表明全球范围内具备实现结构性改革的能力。

　　2015年提高烟草消费税后，中国的卷烟销售量应声下降后，但近几年中国卷烟产量逆势增加。 多年来，学界一直呼吁逐步增加烟草税，考虑到提税对经济和就业造成的综合影响，学界多建议分步走或动态调整，逐步将烟草税提高到世卫组织推荐的水平。

　　5月23日，一名工作人员在吉林省某市体育场内吸烟。 近年来，在校园门口、车站商超、医院楼宇、餐饮场所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区域，二手烟扰民问题仍屡见不鲜。新华社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郑榕分析，控烟目标与财政稳定并非零和关系。我国烟草消费基数较大，若采取渐进式、可预期的加税路径，短中期内财政影响总体可控。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烟草行业的显性财政收入，还要看到吸烟带来的医疗支出、医保压力和劳动力损失等隐性财政成本。中国因吸烟导致的经济总成本从2012年的1.40万亿元人民币大幅增长至2020年的2.43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9%。相比之下，烟草行业带来的财政效益（包括税收和利润）则明显较低，2020年仅为1.52万亿元人民币。这一差距表明，吸烟带来的经济成本大约是财政收益的1.6倍，打破了“烟草业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传统说法。

　　“提高烟草税，本质上是以短期可控的税收调整，换取长期健康收益和财政减负。未来可在中央统一征收基础上，推动税负有效传导至零售价格，并探索将部分新增收入用于医保、公共卫生、戒烟服务和慢病防控。”她说。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由雷海潮担任通讯作者的一篇论文也讨论了该问题，雷海潮时任北京卫健委主任，现为国家卫健委主任。文章指，2006年以来中国卷烟零售价格年均增幅约为0.86%，相对于中国其他零售商品价格增幅很小，剔除通胀因素后甚至是在不断下降的。实际上在居民实际收入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卷烟购买能力在不断上升。考虑到行业稳定的要求，未来中国可以探索周期性提升卷烟消费税，并实行税价联动，在降低卷烟消费的同时，为烟草行业的转型争取时间，逐步实现长期控烟目标。

　　同样关键的是结构调整。牛津大学的普拉巴特·杰哈（Prabhat Jha）教授在前述活动上分析，中国卷烟消费的价格弹性约为0.4，甚至可能更高，即卷烟价格翻倍可能导致消费量下降约40%。但中国卷烟价格差异可达约10倍，这意味着当价格上涨时，吸烟者可通过转向购买低价卷烟应对价格上涨。因此，合理设计的消费税非常有效，且能够为低收入群体带来更大的健康获益。

　　郑榕也表示，当前中低价烟占比较高、价格分层明显，若税制设计不合理，企业可能通过压缩利润、调整规格或推出低价产品对冲税负，削弱控烟效果。因此，改革应重点提高从量税比重、设置最低税负和最低价格底线，压缩低价烟空间，并简化税制结构，减少企业通过产品分档和结构调整规避税负的可能。

　　河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霍志远则认为，当前人口老龄化、慢性病负担和医保基金压力上升，已形成一定改革窗口。改革应采取渐进式、可预期路径，建立与收入和通胀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使烟草价格涨幅长期高于收入增长，持续降低烟草可负担性。

　　除了阻止第一支烟，学界也希望提高烟草税最终可以起到提高戒烟率的效果。肖丹说，目前国内仍有大量吸烟者有戒烟意愿，税价政策可推动更多吸烟者从“知道有害但不行动”转向“开始考虑并尝试戒烟”。但提高税价还需与戒烟门诊、热线、数字化工具、戒烟药物可及性等综合措施结合，才能真正提高戒烟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