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家银行公示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多家银行的分红、薪酬等相关议案，股东反对、弃权比例相对较高，并以中小股东为主。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互联网投票渠道普及，中小股东投反对票的成本降低。同时，中小股东的维权意识正逐步增强，银行业传统上由大股东和管理层主导的“内部人控制”式利润分配模式受到挑战。在上述情况下，银行应真正落实股东会的实效，不应将股东大会视作一种决策合法性“走过场”的程序，加强与中小股东的沟通交流。
分红争议
围绕分红事项议案，多家银行股东反对比例相对较高。例如，苏农银行发布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显示，“关于制定《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股东反对票占比10.34%；“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股东反对票占比10.92%；“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股东反对票占比10.96%。
记者注意到，投反对票的大多是持股5%以下股东。其中，关于制定《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持股5%以下股东反对比例达14.80%，以及另有1.36%的弃权票。
再例如，西安银行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显示，反对票比例为0.1451%，但弃权票比例高达29.96%，对应股份约为8.051亿股。截至2025年，西安银行分红比例已连续三年低于18%。
长三角科技产业金融研究联盟秘书长陆岷峰告诉记者，过去，我国的银行业处于高速增长期，利润丰厚，分红方案也往往能较好地兼顾到各方关联者的利益。但在当前形势下，整个银行业面临着净息差持续收窄、盈利增速显著放缓、资本监管要求日益严格的三重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银行业的管理层，往往基于风险防范及其对未来发展的考量，倾向于通过提高利润留存比例，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从而满足监管部门对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刚性约束。这本身实质上是一种极为审慎的经营行为。然而，这种“审慎”却又与中小股东对于当期现金回报的迫切需求，形成一种结构性错位。中小股东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其投资期限相对较短，因此更加看重短期股息收益。当银行分红率长期低于行业均值，甚至低于同期理财产品收益率，而留存利润又未能带来显著的股价上涨或业务扩张时，股东自然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
某位地方银行从业人士表示，从更深层次看，这也反映了银行业传统上由大股东和管理层主导的“内部人控制”利润分配模式，正在被日益觉醒的中小股东所挑战。他们已经不再无条件信任管理层的“长远规划”，而是更加明确地要求更透明、更具契约精神的回报机制。
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建议，上市银行应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主动披露资本规划与分红政策相关情况。银行可通过业绩说明会、投资者调研等形式，详细解释留存利润的具体用途及预期回报。同时，也可以探索中期分红、股份回购等多元化投资者回报方式，在资本约束与股东回报间寻求更优平衡，增强投资者信心。
加强与中小股东沟通
除了分红外，部分银行薪酬相关议案引发一定争议。
例如，杭州银行《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显示，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两项议案，均收获1.22亿股反对票，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反对比例均超9.5%；再例如，无锡银行两项与薪酬有关的议案均分别获持股5%以下股东的超3%比例反对票和近10%的弃权票。
上述地方银行从业人士表示，理想的薪酬体系至少应当遵循“风险调整后收益”的最基本原则，也就是银行机构的高管薪酬，必须与其承担的风险、创造的长期价值以及股东回报进行紧密挂钩。而当前出现的少数“业绩微增而薪酬高位”及其他争议现象，暴露出一些银行机构的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或不足，其考核指标或过于侧重于短期账面利润，却忽略了资本成本、不良贷款生成率、股东回报率等指标。
上述地方银行从业人士指出，当前银行业或存在一个问题，即高管薪酬标准与银行资产规模、经营复杂度、区域经济贡献度之间缺乏清晰的、可量化的关联。例如，部分资产规模庞大的全国性银行，其核心高管薪酬反而低于某些区域性小银行；而一些经营稳健、分红优厚的机构，其薪酬水平却不如业绩平平的同行。这种“倒挂”与“失序”，表明行业缺乏一个基于公允价值的、具有硬约束力的薪酬指引框架。
整体来说，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必须从当前的所谓“形式合规”开始向“实质有效”进化，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和诉求。
陆岷峰指出，要做到真正落实股东会的决策权威，不应将股东会视作一种决策合法性“走过场”的程序，对于分红、薪酬等重大事项议案，管理层和董事会应当提前、多次与主要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代表进行充分沟通，全面、细致地解释利润留存的客观必要性、资本规划的具体路径以及未来回报的预期时间表，以使所有的股东在认识上与管理层和董事会一致起来。
同时，要进一步优化独立董事制度。陆岷峰表示，独立董事应当在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发挥更大的、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要对高管薪酬与业绩的关联度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评估，并要完全站在第三方角度客观、公正地向股东会做出说明，而不应当成为“薪资”董事；可以引入分类表决机制或者进行差异化披露，比如对于与中小股东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议案，可以探索设置类别股东表决机制，或者在年报中单独披露面向中小股东回报的专题分析报告。
另外，应当强化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在银行公司治理中的应用。陆岷峰指出，要将股东回报的稳定性、公平性纳入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以此来引导管理层行为。总而言之，当前银行的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要积极建立一种“协商式”机制，而不能继续采取过去或当下的“指令式”的利益协调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