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海洋日相关话题持续升温，海洋医药这一细分赛道，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5月28日，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从5方面提出15项具体任务，全方位推动产业升级。这是国家层面首部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
紧随政策东风，6月8日世界海洋日当天，逢时科技与中国海洋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海洋生物制造共创中心。双方以亿级科创基金为支撑，聚焦海洋药物生物制造技术攻关与行业标准建设，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助力我国海洋生物制品产业迈向标准化、高端化、产业化发展新阶段。
这是我国海洋医药加速发展的一大缩影。近年来，多款重磅药物传来新进展，抗肿瘤药物“注射用BG136”已进入Ⅱ期临床试验，抗乙肝病毒药物LY102片亦获批临床。今年5月，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等联合研发的注射用LY103获批临床，拟用于治疗脓毒症性凝血病，这也是“蓝色药库”开发计划下第4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创新药。
有业内专业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5年，在《指导意见》牵引下，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行业将迎来三大结构性机遇：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八部门首次联合发文打通产业全链条，产业增加值目标直指1300亿元；技术融合加速突破，AI辅助筛选、合成生物学、绿色酶解等新技术重构研发范式，大幅缩短研发周期；区域集聚差异化发展，青岛、厦门等地将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高地。
政策赋能产业发展
海洋覆盖全球地表面积的71%，孕育着占地球生物总量87%的生物资源。尤其深海、极地未发现的微生物物种数量预估为陆地的10倍以上，是新药与新功能基因的“未知宝库”。
据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栋华发文介绍，历史上多款已上市的海洋原创新药独具优势，为疾病治疗和产业发展带来革命性影响。如头孢菌素、利福霉素、阿糖胞苷等经典海洋药物，长期应用于临床一线，在抗肿瘤、抗感染、心脑血管疾病救治中发挥关键作用，临床价值和市场效益得到充分验证。
自1985年我国首个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PSS）研发成功以来，我国“向海问药”步伐不断加快。目前，我国累计发现约1.4万个结构新颖的海洋天然产物，约占全球的35%，基础研究持续活跃，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
上述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当前，我国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正处于高速成长期，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十四五”期间增加值增长近四成，2025年达996亿元，形成“东部引领、南北跟进”的区域格局。关键技术接连突破，全球已上市的16个海洋药物中我国占据2个，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GV-971等成果标志着创新能力的跃升；体内植入用超纯海藻酸钠打破国外30余年垄断；产业边界持续向湖南、吉林、新疆等内陆省份延伸，发展空间不断拓宽。
但整体而言，与欧美和日本等成熟市场相比，我国海洋生物医药领域仍存在“基础研究多、临床转化少”的问题，产学研用协同不足，国家级创新平台和中试转化平台不足，导致大量基础研究成果难以高效转化为上市新药，前沿领域（如抗体偶联药物、复杂结构化合物合成）布局薄弱；同时缺乏像欧洲EU-OPENSCREEN或日本“官产学”那样的高效协同转化管道，导致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死亡谷”较宽，创新链条仍以仿制和改进型为主，原创靶点和新分子实体突破有限。
为持续推动我国海洋医药发展，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林龙山日前发文指出，《指导意见》提出完善海洋药源保藏体系、加强海洋生物制造原料供给保障以及完善基础资源服务共享机制等关键举措，将有力推动海洋药源资源的保护与高效利用，为突破资源瓶颈、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指导意见》重点推广绿色酶解、生物合成、AI智能研发等新技术。“当前，这些新技术在行业内正处于‘局部突破、整体爬坡’的早期应用阶段，离大规模产业化普及仍有明显距离。”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与此同时，由于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化应用存在“中试断链”与“成本悬崖”，企业在新旧技术迭代和工艺升级过程中面临较大压力。
具体而言，一方面，早期成药性评价和中试放大平台严重缺失，导致实验室中高效的绿色工艺在规模化生产时面临产率骤降、成本失控的困境，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另一方面，AI与生物合成的深度融合对跨学科人才、算力基础设施及长期资金投入要求极高，而海洋药物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导致多数企业在缺乏即时回报的情况下无力承担高昂的技改成本与试错风险。
林龙山认为，海洋生物医药开发具有多学科交叉复合属性、技术要求高。《指导意见》提出增强科技创新支撑，包括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完善深海生物遗传资源开发技术体系。这些举措将有效破解我国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瓶颈与转化堵点，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构建差异化竞争壁垒
在业内看来，这部生物医药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对海洋资源开发从传统渔业向高附加值生物经济转型的战略意图。其价值在于明确承认了海洋药物研发的高风险、长周期特征，并尝试通过“四链统筹”的框架来降低跨部门协调成本。
然而，政策落地仍面临一些现实约束。联合资信认为，一是深海生物资源的获取权属与样本出口管制仍未完全理顺，可能抑制企业自主采样的积极性；二是我国虽有近30%的全球上市品类占比，但多为结构修饰类而非全新分子实体，源头创新能力尚需验证。1300亿元的产业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配套细则能否在资源开放与生态保护、审评提速与安全底线之间找到平衡点。
对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上述业内人士表示，需重点规避三类问题：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中小企业扎堆于技术门槛较低的海洋功能食品、传统提取物领域，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战频发；二是原料依赖与附加值倒挂，尽管我国海藻酸盐、甲壳素等产量占全球80%以上，但高端医用级产品仍依赖进口，多数企业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议价能力弱；三是资源开发“重数量轻质量”，部分项目盲目追求化合物库规模或专利数量，但缺乏系统性的成药性评价和产业转化设计。
与此同时，企业应构建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壁垒。首先是技术驱动型壁垒，可以聚焦绿色酶解、AI虚拟筛选等前沿技术，建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菌株、酶库或算法模型，例如开发特定结构海洋多糖的定向修饰技术，或构建海洋天然产物专属数据库，形成“人无我有”的技术护城河。
其次是高附加值原料与产品壁垒，要突破高纯度磷脂酰丝氨酸、海洋磷脂药用辅料等“卡脖子”原辅料的规模化制备工艺，从卖原料转向卖标准和卖解决方案；同时向创新药等高端领域延伸，提升盈利天花板。
最后，行业层面应构建协同化的生态竞争力，要推动“实验室-中试-市场”的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依托青岛等重点区域，布局公共中试放大平台和第三方检测认证中心，降低企业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风险与成本。
政策、技术、产业生态协同发力，我国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正稳步迈向千亿目标，蓝色经济新势能持续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