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的由来
我们国家真正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从2005年开始的，到2025年正好20年。我想谈谈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遗产”变得重要起来。
“遗产”受到重视跟我们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有关。其实人类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非常少，汉代的人要是穿越到清代来过日子，大概是没有一点障碍的，从语言、习俗甚至生活用品都没有太大变化。但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变化非常快，有可能离开社会20年回来，就很不适应了。
许多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在我们这个快速城市化、全球化的时代，可能突然就没有了，所以需要保护。而保护要有一个名目，一个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想到了“遗产”。这是一个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概念，指的是祖辈留下来的财产。现在它被引入公共领域，把人类过去留下来的东西当作全人类的财富保护起来。于是，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我们社会的主流，“遗产”也变成了整个世界都很高频使用的词语。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们都已经对它产生了共识。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将“人类共同继承的文化及自然财产”理念推向全球。“申遗”成为国家荣誉的象征。
最早出现的是自然遗产。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环境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工业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料排放到环境里，废气又和雨结合起来变成酸雨，覆盖整个人类生存环境，谁都躲不过去。于是，人们提出要保护大自然这项“遗产”。之后，人们进一步发现，那些人造的遗产也在现代化进程里受到侵害，需要采取措施来保护，于是称为“文化遗产”的人类第二项遗产被提出来了。这时候又产生了新问题，要保护人造的文化遗产，就必须保护与遗产相关的那些工匠和艺人，因为其中涉及的材料、技能、理念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比如故宫用的地砖叫“金砖”，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方能烧出来，据说要一个多月窑火不熄才能烧成。类似“烧金砖”的技艺得有人来传承，因此要保护好传承人，保护记忆在人脑子里面的那些技艺，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被提上日程了。这类遗产里设有保护“传承人”的义项，保护对象从“物质”延伸到了保护“人”。
21世纪初，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划回顾过去一千年的农业发展，以制定新千年的发展规划。他们发现，越是接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农业技术的负面影响越大。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农业现代化的路径走下去，一直使用化肥、合成农药、农用化学材料，恐怕这一个千年全世界都没有一片干净的土地，也没有一片干净的水体了。粮农组织的专家很紧张、很警惕，他们就想到，老祖宗的那套农业技术用了五千年、一万年，只是产量低、效率低，但对环境并没有那么多负面影响。要克服现代农业的毛病，出路就是回到老祖宗那里去寻找智慧。于是他们也想要借用文化遗产的概念。2002年，粮农组织提出倡议，说要向教科文组织学习，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2004年，我就给全国政协写了个提案，提出把“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纳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建议。“农业文化遗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汉语的主流文化中。后来，将粮农组织提出的“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翻译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的直译“农业遗产系统”被意译成“农业文化遗产”，就是为了强调，一个自古以来存在的、长在大地上的、有生命的系统，是我们需要保护的“农业文化遗产”。
我们要注意，前面三项遗产都归属文化部门管理，但这项农业遗产归农业部门管理。因为农业文化遗产是有生命的遗产，而生命是一代一代地繁衍、传承、变化的，管理它的部门，必须也有相关的生物遗传的知识。并且，农业文化遗产是有产品的，不同于故宫、长城、运河，它是每天都有产品供应到社会，耕种、养殖出来的东西是否符合我们现在食品的标准，也需要有相应的管理。另外，农业文化遗产不是有固定空间的建筑或地点，而是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农村，需要由农业主管部门管辖。
在明确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管理归属后，农业部增加了管理农业遗产的职责，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开始制定相关的工作文件，制定了农业遗产的申报指南、管理办法，以及评审标准等。
从保护对象，转型为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文化芯片”
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中国首个“农业文化遗产”。这个农业系统的特点是实现了水稻种植与鱼类养殖的生态互利与资源循环。之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迅速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至2012年，我国已有6个项目入选，包括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
其间，2009年我们在将项目上报到粮农组织的过程中，发现有个问题。粮农组织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直接到我们这里批准遗产、挂牌，涉及我们国家的文化主权问题。于是，我们向国家农业部建议，要设立国家级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评审，然后在已经由国家认定的项目中，择优向粮农组织申报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我们的建议得到主管部门的重视和采纳，2012年中国国家级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评选启动。20年来，我们不断实践，也对项目遴选制度作了修改补充，规则已经相当成熟。我们给粮农组织提供了“中国方案”，有很多国家都来学习借鉴。
2015年，“中国美丽田园”推介活动将农业遗产作为重要类别向公众展示。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及“农业文化遗产”，这项保护工作上升为国家“三农”工作重点。2021年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写入了“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也就是说，农业文化遗产受到了法律保护。
2020年以后，发生了一个更大的转向。农业文化遗产开始从单一的保护对象，转型为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文化芯片”。第一个大变化就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比如说与“双碳”结合，传统农业系统的生态固碳功能被重新发掘。像海洋农业遗产中，我们养殖的贝类的硬壳是碳酸钙，养贝就可以减少碳排放。现在养贝的企业可以卖碳汇，也就是将固碳的份额卖给其他工厂。水稻也是一样，因为水稻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再经根系分泌物促进土壤对秸秆、凋落物的碳固定。通过测算，就能得出遗产地的水稻田固定了多少二氧化碳。
第二个大变化就是与“大食物观”和“种业振兴”结合。现代农业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品种单一化，而我们农业遗产是讲传统品种的，传统的品种非常多，虽然相较产量低一些，但里面有很多现代的品种所没有的优异性状，有许多优异基因。通过杂交将它们转移到高产的品种上，就可以弥补现代品种的缺陷。这样也可以提供多样化食物来源，成为粮食安全和大食物观的重要补充。
例如，我在河北张家口看到过他们那里一种小米，叫冲天棒，这种小米比较耐旱，遇旱以后它的叶子会卷起来，防止水分蒸发。于是我把它交给一个小米研究所，让他们尝试嫁接到现在高产的小米上，这样高产的小米也就抗旱了。这是采用天然的品种杂交的方法，不用转基因。
其实，我们的各种传统的品种，都是经过千百年来自然和人为的选择后留下的，里面含有特定的基因，可能不符合现代种业高产量、标准化的要求，但它包含的基因有特定的价值，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品种。包括猪也是，前几年猪瘟流行，大白猪一个个死掉，而我们很多传统的猪种，像小黑猪就不瘟，它有抵抗力。这就是农业遗产的贡献。
在全球疫情反复发生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宏观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优势凸显。它不仅是“本地种子库”，保存传统水稻、桑蚕、畜牧等古老品种，为现代育种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也是人类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病虫害、粮食安全等农业挑战的“诺亚方舟”，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安全屏障。
农文旅融合的发展与挑战
经过20年的持续探索与努力，我国现在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经是“双料冠军”，数量与质量都处于世界首位。现在我国有2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全球102个项目中，数量居首位。在国内，则有27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形成庞大且分级的保护网络。
农业文化遗产也是“两山”理论的活态验证，遗产地可以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最佳实践场。像内蒙古赤峰敖汉的小米，它有个很流行的广告词：“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要知道，目前中国的小米产量总的来说是供大于求的，但敖汉小米通过“农业遗产”的品牌化运作，很快就能卖掉，而且实现了显著的市场溢价，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有像江西万年县的贡米、珍珠，云南哈尼梯田的红糯米也是这样。
在经济价值之外，农业文化遗产也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如山东夏津黄河故道，这里其实是鲁西北的一块冲积平原，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流经此地，又多次改道，堆积了大量泥沙。沙化了就不宜种地，我们祖先就在上面种枣，古代的枣也是粮食，叫树粮，还种桑树，产桑葚。这套生态系统在固碳释氧、涵养水源、防风固沙方面都有很高的价值，现在成为全世界生态保护的样本。
随着很多地方因为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而变成打卡地，当地旅游收入增加、农产品价格也提高了，增加了人们的收入。年轻人能在自己家乡创业，能够有体面的收入，大家也就愿意回到农村，成为“新农人”。年轻人是农业遗产活态传承中最重要的一点，一个关键因素。
农文旅融合，让遗产“可体验”，也是活态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像浙江湖州桑基鱼塘，港台地区的不少年轻人都会定期到那里旅游研学。当地还有一家酒店，提供全国各个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特产食品，吸引了很多游客。这样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就很强，日子过得特别清爽。还有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那里有草原生态又有游牧民族特色，是个旅游的好地方。到那里人们一定会租一匹马，而且一定会在当地住下来，在地消费较高，于是就拉动当地一连串的旅游产业发展。还有四川江油，它凭借辛夷花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发了特色旅游产品。江油是唐代诗人李白的故里，这里有个传统，老人去世后会栽下一株辛夷花，也就是玉兰，于是千百年来漫山遍野都是辛夷花，非常壮观。当地旅游人气非常旺盛，旺盛到自驾车进村，上下山，都需要从不同方向走单行线，来去的路不一样，避免上下山弯道会车的不便。
当然，我们也遇到很多问题。首要就是保护刚性和发展弹性的矛盾。地方上申报遗产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申到以后，遗产地受到法律保护就不能再有变动，这样就可能影响发展。像张家口要办冬奥会，要修一条从北京通到比赛现场附近的高铁，需要经过一个已经获得遗产地称号的葡萄园。要绕开这个葡萄园改道的话，成本实在太高，因为铁道要穿过燕山，而高铁的转弯半径是非常大的，不能出了山才拐弯。最后是河北省的遗产地主管部门划出另一片地，原封不动地把葡萄园的古树老藤用大吊车整体移到新地方，移完以后葡萄长出来了，粮农组织考察才通过。
还有小而美和规模化的矛盾。遗产地大部分都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列入遗产保护的特色品种种植规模都很小，产量也很少，找不到劳力扩大种植规模，大量生产就很难，难以满足大规模市场的需求，要实现盈利就特别困难。
现在的另一大问题就是代际传承。我举一个陕西秦岭腹地凤县的例子，这里是花椒的遗产地。我们炒菜用的花椒，秦岭产的是最好的，纯天然，没有污染，连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酸雨”都淋不到。但花椒要人去采摘，一般的机器做不了。花椒又有刺，会划伤手，荒山野岭，要年轻人背着个背篓去采花椒也很难办到。后来找到一所大学，研发一种小型机器人，把花椒树裹起来震动，抖落下来的花椒收进一把朝上撑开的伞里，然后一收，就放在背篓里。花椒机器人可以帮助解决后继无人的问题。
还有梯田，现在平原机械化一点问题都没有，拖拉机都是无人驾驶。但是梯田就还要研究。像福建，本来劳力成本比较高，种梯田，那劳务费是付不起的。老乡现在还在种，那是他们有一种情怀，但其实种田赚的钱，他到外面随便打个工都能挣到。所以现在要尽快研制出一套适合山区梯田耕作的设备，自动飞到梯田上去完成各种指定的农活，然后自己飞回机房，全程自动化智能化。还有浙江会稽山的香榧也是，原来采摘时使用竹竿制作的云梯，劳动强度很大，而且存在安全隐患。现在香榧人工采摘也很难找到劳动力了，只能研发无人机。
另外还有城乡差距方面的问题，以福建白茶为例。其实白茶价格比较贵，当地提供给村里年轻人的待遇也很不错，和去福州打工一样高，甚至更高，但还是缺人，留不住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觉得在村里没意思，不好玩，3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农事普遍缺乏兴趣和技能，他们还是选择到城里去。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我们是从技术上、组织机构安排上尽量给他们创造条件，但是在社会文化氛围上，城乡还是有显著的差距。所以将来遗产地的一个发展方向是，人们像候鸟似的，忙的时候来到这里住下来，剩下的时间随便去哪里。自动化程度再高，也是需要有人的。十数年以后，现在这一批五六十岁的人老去故去以后，可能大多数遗产地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要尽早作谋划，作打算。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安排
遗产保护要持续下去，一定要有一套制度安排。保护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发展。下一个20年，我们的政策重心要从单纯的“抢救性保护”转向保障遗产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权”。
我们现在正在探索设立“生态发展补偿基金”。农业文化遗产地在减排上作出很大贡献，可以由国家财政、地方政府及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资金，回馈给遗产地，专项补偿当地因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传统耕作方式而产生的机会成本。这样就能很大程度上化解“保护与发展”的现实矛盾。另外就是遗产地农产品“优质优价”入市。比方说，可以在大型连锁超市设立“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区，保障参与遗产保护的农民的收入提高，否则农民就没有积极性，形成不了良性发展循环。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争取由中国人来写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公约。要肩负保护全球农业遗产的使命，发出全球治理的“中国声音”。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可以提供“天人合一”、循环利用、多样性共生的智慧。
中国有数量最多的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如今我们在人才、技术与理念上也有所输出。比如我们已经办了好几期国际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了数百名农业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人才。我们正在将中国梯田生态维护、稻田综合种养（稻鱼/虾/蟹/鸭共生）等成熟的绿色技术方案向世界推广，通过南南合作，帮助更多地方实现生态保护与农业增收的双赢。最近我们的稻田养鱼已经养到非洲和南美了，非洲特别愿意接受我们青田的稻田养鱼，青田方面派专家去指导。我们也在贡献一些理念，像“动态保护”“适应性管理”这些中国在农业实践中的成功理念，正在被纳入全球农业遗产保护框架，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为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