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在由《中国经营报》社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商学院》杂志及中经传媒智库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新商业文明论坛上，西安交通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徐占伯发表《氢能破局：绿色能源的最后一公里》主题演讲。

　　基于实践，徐占伯分享了三点核心思考：一是既降碳又降本的技术路径是存在的。对企业而言，成本是首要关切，降碳必须以不增加甚至降低成本为前提，方具备市场推广与复制能力。实践表明，此类技术路径确实存在；二是以算力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未来能耗增长，可以实现与碳排放增加脱钩；三是不依赖政府补贴、仅靠市场机制的降碳路径真实存在，已通过多个项目验证。

　　徐占伯认为，全球能源与环境危机迫在眉睫，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的模式难以为继。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电力与热力的生产供应是全球及我国最大的碳排放来源。我国在该领域的碳排放占比高达58%，高于全球44%的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我国能源电力系统减碳潜力巨大。

　　谈及可再生新能源发展现状，徐占伯列举了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5年年底，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合计18.4亿千瓦，占比47%，历史性超过火电。2025年，风电、光伏发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中占比突破20%，全社会用电增量全部由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提供。

　　“减少能源电力系统的碳排放，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徐占伯说。然而，传统清洁能源（风、光、水）受制于“靠天吃饭”的波动性，加之缺乏大规模经济性的储电能技术，导致高比例消纳面临严峻挑战。去年，我国风光装机容量虽历史性超过火电，但发电量仅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2%，近六成电力仍来自煤电，在这样结构下，我国“双碳”目标实现面临严峻挑战。

　　徐占伯指出，清洁能源利用目前面临一个国际公认的“不可能三角”，即绿色低碳、经济高效和安全可靠。比如传统化石能源和生物质能源经济且可控，但不够绿色低碳；可再生新能源和核能满足绿色低碳和经济高效，但不够安全可靠；若搭配火电调峰或电化学储能，又往往失去经济性。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能源或设备能同时满足这三个属性。”徐占伯认为，出路在于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采用多能协调、多介质储能的整体方案。

　　徐占伯认为，储能是可再生新能源利用的关键。储能技术能够实现能源电力供需的实时平衡，解决高不确定可再生能源的间隙性和充分利用问题。

　　在诸多储能技术中，他所在的团队重点关注氢储能，原因有三：一是氢单位体积能量密度最高、灵活小巧，适合物理空间受限的末端用户；二是安全技术标准和成本相对较低；三是氢能制备利用取水于自然，通过电解水制氢，再经管道或罐车输送至用户侧，利用燃料电池实现冷、热、电联供，全过程零污染、零碳排放。

　　“从能源角度，氢能解决能源电力系统末端用户的绿色低碳转型，具备技术条件。”徐占伯进一步指出，基于此，团队提出了分布式、面向末端用户的“氢赋能零碳多能协同系统”，在供、储、需各环节实现多能协同转化，贴近用户，利用储热、储冷等低成本储能方式替代昂贵的储电，从而降低初始投资和运行成本。

　　徐占伯重点介绍了团队在陕西榆林科创新城的实践项目。2022年7月，世界首个规模化、实用化的零碳能源中心在该地建成投运。该项目不仅实现了运行零碳，而是同时实现了比传统系统更好的经济性，为榆林清洁供能国家示范区建设提供技术路径和整体解决方案。

　　“从2022年运行至今，这个零碳园区一秒钟都没有停过。” 徐占伯表示，该项目已被中电联认定为全国首个零碳园区，未来榆林还将建设33个类似的能源站。

　　徐占伯总结道，其团队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成功破解了新能源利用中绿色、安全、经济三者难以兼顾的困境。具体而言：第一，贴近用户侧，通过多种能源介质协同储能，实现长时且经济的储能方案；第二，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实现零碳能源的转换；第三，运用系统工程方法进行精细化管控与最优结构设计，从而保障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至全链路零碳建设阶段，涵盖源头清洁化、过程优化以及末端碳排放的抵消与交易，最终实现全路径零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