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潮涌东方论坛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围绕论坛主题“固本强基，向新而行”，从当前宏观形势中的新变化切入，分享了对经济复苏、外贸格局和全球产业链变化的观察。他提到，一季度实现“开门红”后，四五月经济数据出现快速恢复。认识这一轮复苏，对于把握下一步经济发展和资本定价具有重要作用。

　　刘元春指出，今年进出口数据明显超出预期。5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9.4%，进口增长27.4%；4月和5月单月贸易顺差均超1000亿美元，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可能超过1.2万亿美元。从表面看，今年外贸仍是“丰收之年”，但其中也包含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中国外贸为何创造新高、结构如何、虚实如何。疫情之后，中国外贸呈现较好趋势，成为支撑中国宏观经济向新向好的因素之一。从2016年中美贸易冲突以来，不少人曾认为外贸会成为中国面临的较大挑战，但过去十年中国外贸保持较好增长速度，外贸和中国竞争力仍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前行的重要力量。

　　谈及外贸结构，刘元春提到两点新变化：一是今年以来一般贸易总体正常，加工贸易从去年底特别是美国全面加征关税之后出现新的变化。过去加工贸易常被看作相对低端，但这几年又呈现抬头态势，需要进一步思考中国加工的具体内容，以及“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结构变化。

　　二是近几年带动中国贸易增长的主要产品发生变化，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位置更加突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品和玩具等不再处于最重要的位置。高新技术产品中增长较快的是芯片，这也引出中国在芯片领域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话题。刘元春还提到，近年来，中间产品出口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这也是加工贸易重新受到关注、关注焦点集中到中间产品上的重要背景。

　　围绕产品和区域结构，刘元春表示，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特别是受到管制的领域，产业链出现拉长和外移，中间产品出口增长随之展开。从产品看，5月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新产业、新技术为主体的行业蒸蒸日上，而传统行业越来越弱。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复苏与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存在相关性。至于世界对中国机电产品等需求产生的原因和持续时间是后续要回答的问题。从区域看，中国香港贡献较大，体现出转口贸易作用，而东盟特别是越南也有较好表现。除此之外，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较快，其来源、中美关系阶段性变化的影响，以及中美贸易后续是否常态化，仍值得研究。

　　刘元春还结合美国关税政策、科技限制和地缘政治冲突分析外部冲击。他提到，美国根据301条款提出替代去年关税政策的新办法，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AI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限制与制裁。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相关冲突直接带来能源价格变化，并推动世界通胀上升。相比之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不大，但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较快。对进口和出口按数量因素、价格因素分解后可以看到，进口同比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进口货物价格的上涨。

　　刘元春表示，中国第一大宗进口商品是集成电路，去年进口花费约4000亿美元外汇；第二大类是原油，近几年平均约2000亿美元。从进口结构也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能源价格冲击仍然存在，并直接影响近期中国经济的盈利变化，即表现为上游产业盈利上升、下游行业盈利弱化。

　　随后，刘元春把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出口增长与AI（人工智能）投资联系起来。他指出，前两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超过1000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组合出现较快增长，这与AI有关。中美之间的AI竞争进入新阶段，从传统大模型布局进入产业链规划和产业化渗透，两个国家都在AI领域进行产业链深度布局和投资。AI需要超级算力，算力需求会改善相关芯片企业、数据中心企业、能源企业和基础设施企业的盈利状况，也会带来数据中心、能源中心和基础网络建设需求。

　　刘元春表示，AI产品拉动的出口增量从2024年之后一路上升，到今年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较高比例。从中国实体经济、出口和进口看，AI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点理解的概念。

　　刘元春还围绕全球格局的新共识与新变化作了集中概括。他提到，过去十年，关于去全球化、去一体化与碎片化，区域化与本土化，短链化与多链化，智能化与高端化以及绿色化、服务化等方面，已经形成不少共识。但这些共识中也出现了新的定义和变化。

　　第一，全球化韧性超乎寻常，全球贸易与GDP增长速度仍保持超预期正增长，美国更多以“去风险”战略替代“脱钩”战略，原来讨论的“去全球化”走向出现了“新全球化”。第二，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全面上升，但本土化进展缓慢，全球不平衡问题又开始出现，区域化趋势大大强于本土化趋势。第三，“短链化”现象在强化，但并没有排斥新产业的长链化布局。第四，智能化与高端化全面加速，同时存在明显极化效应，AI竞争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中等国家和小国家面临选择。第五，地缘政治冲突和能源危机全面强化了绿色化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革命和普及方面走出了一套新路，但这一模式能否简单复制到越南、印度等国家，还涉及市场、产业链和商业模式。第六，相关地缘政治变化正在促使全球资本重新部署离岸外包、近岸外包等安排，投资者的风险对冲模式也随之变化。

　　刘元春最后表示，需要看到最新经济现象。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中国进出口格局的变化以及产品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的变化，反映出中国模式和中国竞争力的新变化。中国竞争力需要放在新范式下去理解，其中出现了新的现象和新的竞争力，其持续性可能超出不少人的想象。下一步，AI进程和产业布局如何是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这对中国出口的持续性和格局性变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