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三次快走，两次健身房“撸铁”，外加二十分钟的肌肉拉伸——这是68岁的陈世益给自己开的“运动处方”。

　　身为复旦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带头人，陈世益研发了中国首条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韧带；在肩关节领域，他创下被全球同行模仿的“Chinese Way”（中国术式）。

　　他也是一位用专业与责任守护运动员梦想的医者。陈世益连续17年担任F1中国大奖赛首席医务官，创建中国赛车医疗救援体系；曾为刘翔、邹市明、徐莉佳等多位顶尖运动员保驾护航，助力他们重返赛场。

　　然而，比起赛场上的传奇，这位中国运动医学的领军人物更愿谈论的，是每个人都能受益的日常健康管理。从医40余年，他始终坚信运动是自己的良医。他常对患者说，运动不仅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更是“花钱最少、防病最多”的治疗方式。

　　身为学科专家兼政府智囊市政府参事，陈世益正致力于践行和推广这一理念：让运动医学越来越深入地走进社区、家庭与大众生活，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

助力运动员重返赛场

　　解放日报：您从小就运动吗？

　　陈世益：我出生在浙江临海，从小就练习游泳、攀岩、跳水和拳术，高中时曾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我在浙江医科大学（今浙江大学医学院）读书时，获得过当年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和华东大学生运动会的撑杆跳冠军。可以说，我对运动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解放日报：您是如何立志投身运动医学的？

　　陈世益：1983年，我刚进入浙大二院成为一名骨科医生，一次，一支美国代表团来华交流展示了关节镜技术。一个小镜子伸进膝盖，几乎不见血就能把损伤半月板和韧带修复好，术后第二天病人就能走路，那个新技术让我震惊。

　　我的启蒙老师许胜文和范振华也是中国首批运动医学“种子选手”。他们让我意识到，运动医学不仅是治疗伤病，更关乎功能保护与运动生命的延续。1995年，我远赴瑞典，师从国际运动医学权威Jan Gillquist教授，系统学习关节镜与运动损伤手术，此后又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进修，全面掌握膝、肩、踝等核技能。回国后，我带领团队迅速开展了大量新技术，助推华山医院运动医学关节镜技术大力发展。可以说，我见证并参与了这门年轻学科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

　　解放日报：看到您给很多运动员治疗过伤病，帮助他们重返赛场，比如刘翔。

　　陈世益：是的，2008年刘翔因伤退出北京奥运会，我是刘翔医疗组首席医务官，牵头组织刘翔的诊疗和康复方案。当时，外界有无数双眼睛紧盯着刘翔的诊治与恢复，我的办公室几乎被信件淹没了，有人寄偏方、有人寄草药、有人自荐加入医疗组，还有人声称有特异功能……

　　外界各种建议也纷至沓来。有人认为没必要做手术，也有人觉得即便做了也没用。在保守治疗意见占据绝对上风的情况下，我坚持选择跟腱手术方案。

　　解放日报：当时仅用8个月，刘翔便强势复出，状态非常好。

　　陈世益：刘翔是2月做的手术，当年9月复出。2009年9月20日，阔别赛场398天后，刘翔再次站在了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男子110米栏比赛的起跑线上，并以13秒15的成绩获得亚军。看台上欢呼如潮，站在场边的我长出了一口气。

　　解放日报：类似案例还有很多。拳王邹市明、帆船冠军徐莉佳等也都因您的诊治成功续写竞技生涯。您今年还为一位申花队运动员进行了治疗。

　　陈世益：今年5月初上海申花主场对阵成都蓉城的一场足球比赛中，球员盖伊受伤，跟腱断裂。这是申花引进的一位重要外援前锋。他们找到我后，我判断完全可以在国内手术。球员也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手术效果很好，盖伊两周后便开始康复训练。通常这类手术后至少半年才能恢复，而按目前进展，预计很快可恢复运动。

　　解放日报：这也正契合您提出的“功能至上、早期康复、重返运动”中国运动医学的理念。

　　陈世益：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不断在技术路径上寻求突破与创新。针对巨大肩袖撕裂、传统术式无法修补的难题，我首创了以肱二头肌长头腱转位替代上关节囊重建，术后患者疼痛显著缓解，关节功能恢复良好。这项中国原创术式操作简便、无需昂贵材料，被外国同行命名为“Chinese Way”。

　　运动处方是“个体化”的

　　解放日报：除了赛场上的运动员，您还为很多人做了运动医疗。

　　陈世益：其实我更愿意讲的，从来不是赛场上的故事。很多人以为运动医学就是给运动员服务的，恰恰相反。运动员只是把人的运动功能推到了极限，而运动医学要解决的是人最基本的那些功能。不管是奥运冠军的跟腱，还是车间工人的腰椎，还是老人那条不敢打弯的膝盖，道理都是一样的：能跑、能弯腰、能下楼遛弯……能回到生活中去，才算真正康复。

　　解放日报：运动对老年人改善健康重要吗？

　　陈世益：非常重要。统计数据表明，老年人平均自75岁起逐步进入需要有人照护的阶段，这也是老年人群失能高发的关键年龄。老年人失能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疾病，占29％，如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主的认知障碍；二是生理衰老，占25％，如老年肌少症、骨质疏松等机能衰退；三是意外伤害，如跌倒骨折引发的后续失能，比例也非常高。自然规律不可抵抗，但有研究表明，在60岁之前坚持有氧和肌肉锻炼，可有效推迟生理衰老12年，降低失能风险18％。

　　可以说，动与不动，身体的感受完全不同。那些膝盖一疼就不敢出门的老人，越不动，关节越僵；越僵，越怕动，最后困在沙发、床上，困出了更多病。

　　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运动干预对预防老年人失能具有极高成本效益：每投入1元用于运动，可在医疗投入上减少8元，在急救方面可节省100元。因此，提前规划老年健康生活非常必要，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

　　解放日报：不少人关心何时开始锻炼最合适，人到中年开始锻炼是否来得及？

　　陈世益：科学运动，永远不晚！一项覆盖31万人的美国长期研究显示，中年开始运动，全因死亡风险可降低32％-35％。即便从60岁开始锻炼，也可将心血管疾病和肿瘤方面的死亡率分别下降43％和16％。

　　简单来说，动起来就有效。科学运动对阿尔茨海默病、肿瘤、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脑卒中等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解放日报：那么，怎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

　　陈世益：运动处方是“个体化”的。没有一种运动适合所有人，也没有一种运动适合一个人的所有人生阶段。运动处方类似临床药物处方，包含频率、强度、时间、方式、总量、进度等六个相关要素，需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专科医生、全科医生或运动处方师开具。一个好的运动处方，包括“测、评、监”三个方面：先开展体质测试；再由医生进行运动风险与运动能力的医学评估；最后开出个性化处方，并在实施中持续跟踪、动态调整。

　　“主动健康”这条路走对了

　　解放日报：面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严峻挑战，如何让广大群众有计划、科学地走上运动促进健康之路？

　　陈世益：我国居民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但健康预期寿命仍有待提升。尽管“运动促进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却大都停留在呼吁层面，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治病，而不是如何预防。这不单单是体育部门或卫生部门的事，而是全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事。国家也提出要“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

　　解放日报：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实践案例？

　　陈世益：这几年杨浦区持续推进社区运动健康师试点，由医保、卫健、体育等部门及产业机构、科研院所共同推进，开设“运动干预门诊”，为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三高”慢病人群提供个性化运动处方和多场景干预指导。

　　解放日报：效果怎么样？

　　陈世益：项目设立以来，杨浦区受益群众约3.2万人次。目前已完成南北医联体内14家医疗机构、43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运动干预门诊开放挂牌，累计服务“三高”患者4000余人。数据显示，血糖与血压水平均得到显著改善。老年糖尿病组和老年高血压组的医保门诊费用，同比分别下降了16.7%和12.3%。这就说明“运动促进健康”这条路走对了。

　　解放日报：作为市政府参事，看到这些年您一直在呼吁“运动促进健康”。

　　陈世益：从杨浦的试点实践来看，收效明显，但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协同推动机制尚未形成、运动处方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不完备。激励缺失也是一大堵点。基层医务人员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开具运动处方，却缺乏合理收费与激励保障机制，体医融合服务难以真正下沉落地。

　　2024年7月，上海发布了《上海市运动促进健康计划（2024—2026）》，明确提出将社区健康师项目列入体医融合运动促进健康三年计划。所以我建议尽快将此项目推广至全市所有社区，形成全市范围的协同发展。

　　解放日报：除了政策层面，在运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是否也要有所作为？

　　陈世益：今年我们在上海组织了一次为期半年的“慢病防治与体重控制的运动干预医师培训”，邀请了多家三甲医院医生、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一起设计专业课程，教大家怎么做运动、做什么运动、如何计算运动量等。课程推出后反响非常好，全市各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三级医院两百余名医务人员参与。有学员感慨：“以前面对慢病患者，更多只是叮嘱‘按时吃药，注意休息’；现在有底气像开药一样，为居民开出精准的科学运动处方了。”

　　未来，随着三年内分期分批培训计划的持续推进，一支精临床、懂运动、会开方的复合型医疗队伍将扎根申城各大社区，我们希望每一位医务人员都能成为科学运动的传播者、市民健康的守护者，让每一个市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