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分化是当前经济的核心特征，背后的核心原因是经济转型，即新旧动能转换。具体而言，当前一边是传统行业的深度调整，一边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的高歌猛进，中国经济的“引擎切换”究竟走到了哪一步？新动能何时能真正挑起大梁？这不仅是观察当前宏观形势的关键线索，更直接关系到未来五年政策的方向与节奏。本文尝试先厘清何谓新动能、何谓旧动能，再从生产、投资、出口、就业四个维度判断当前新旧动能转换所处的阶段，最后对动能切换的前景进行简单的前瞻测算。

　　划分新旧动能

　　需把握三个原则

　　划分新旧动能需把握三个原则。一是从核心标准看增长的驱动机制。供给方面，看增长动力来自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是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需求方面，看增长空间来自渗透率快速提升的新需求，还是趋于饱和、以存量更新为主的传统需求。同一行业内部可能新旧并存。二是新与旧是动态的，是相对于发展阶段而言的。三是不能将新旧二元对立，“非新动能”不等于“旧动能”，本文在新旧动能之外单独设立“支撑性行业”。

　　本文将国民经济各行业划分为三类：一是新动能行业，以高技术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为核心、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补充，典型如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二是旧动能行业，以房地产、基建、资源能源和重化工业、传统出口加工四大链条为主体，典型如房地产、建筑、煤炭、钢铁、水泥，以及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三是支撑性行业，即维持就业、公共服务和经济日常运行的稳定支撑部门，不论经济转型到何时都存在和需要的一些基础性行业，如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教育、医疗等。按此口径测算，2023年新动能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8.1%，与国家统计局“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17.7%的占比基本一致，印证了划分口径的合理性。

　　中国经济正处于

　　新旧动能转换的第二阶段

　　新旧动能转换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从旧动能主导，到新旧动能并行，再到新动能主导的渐进过程。第一阶段是旧动能主导阶段，城镇化仍在推进，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房地产、基建、传统制造业等在增量扩张惯性下仍是主要增长来源，新动能虽已起步，但体量较小；第二阶段是新旧动能并行阶段，新动能快速成长、增速明显占优，但旧动能存量规模大、外溢影响强，新动能尚未取代旧动能成为主导力量；第三阶段是新动能主导阶段，新动能不仅在生产、投资、出口上占优，而且在就业吸纳、居民收入、企业利润、税收贡献等方面形成系统支撑。

　　从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看，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换挡与结构转型同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明显提速。其中，2012年至2020年对应于上述旧动能主导的第一阶段；2021年以来，房地产进入深度调整、新动能加快扩张，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并行的第二阶段，当前仍处于这一阶段。

　　生产端，新动能增速持续领先并逐年加快，但增加值占比尚未超过旧动能。从增速看，2023年至2025年，新动能实际增加值增速由5.8%逐年加快至6.4%，旧动能由3.6%逐年放缓至3.0%，二者增速差由2.2个百分点扩大至3.4个百分点；从占比看，2012年至2025年新动能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4.1%升至18.9%，旧动能由37.3%降至26.6%，差距大幅收窄，但新动能占比仍低7.7个百分点。

　　投资端，新动能投资扩张较快、占比持续上升，但规模仍明显小于旧动能投资，旧动能投资下行形成的缺口尚未补上。从增速看，2018年至2024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持续显著高于全部投资，2025年虽降至-3.3%，仍高于全部投资的-3.8%；房地产和基建合计投资在2022年至2025年的增速持续为负，2025年为-9.3%。从占比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由2012年的5.4%升至2025年的12.5%，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占比由2020年高点的48.2%回落至39.2%，但占比仍偏高，这是总体投资增速偏弱的结构性原因。

　　出口端，新动能出口增长较快，但旧动能仍占较高份额。从增速看，2025年新动能出口增长10.8%，明显高于总出口增速的5.4%和旧动能出口增速的-0.3%；从占比看，2025年新动能出口占比由上年的27.7%升至29.1%，但仍低于旧动能的40.2%。新动能出口占比并非单边上升，2020年曾达30.6%、2023年回落至27.8%，反映其仍受全球需求、价格周期和贸易环境影响。

　　就业端，新动能就业吸纳能力持续增强，但就业稳定主要依靠支撑性行业承担。2013年至2023年，新动能行业法人单位就业增加2539万人，占比由15.8%升至19.4%；旧动能行业就业减少1091万人，占比由45.4%降至35.5%；支撑性行业就业增加5136万人，占比由38.8%升至45.0%，发挥就业稳定器作用。

　　立足当前转型周期

　　明晰发力方向

　　新旧动能转换要从第二阶段迈入第三阶段，前提是新动能体量超过旧动能，而更关键的是，新动能要进一步转化为对就业、居民收入、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等方面的稳定支撑，这才算真正完成转型。因此，可将新动能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旧动能，作为进入第三阶段的前置条件。

　　2012年至2025年，新旧动能增加值占比差距已从23.2个百分点收窄至7.7个百分点，年均收窄约1.2个百分点。基准情景下，若延续这一收敛速度，新动能占比有望在2031年至2032年实现反超，对应“十六五”初期；加速情景下，若按2020年至2025年更快的收敛节奏外推，反超时点可能提前至2030年前后，即“十五五”末期。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新动能大概率仍处于追赶旧动能的阶段；即使实现占比反超，也还需完成从“规模领先”到“支撑主导”的过渡。据此判断，至少在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或仍将运行在新旧动能并行的第二阶段。

　　宏观政策应坚持以下几点：一是稳住旧动能，宜托底而非强刺激，托住旧动能的下行斜率，为新动能成长争取时间。二是支持新动能，既要保持战略耐心，强化基础研究、拓宽应用场景和打造公平竞争环境，也要乘势而上，推动新动能的增加值优势加快转化为就业、收入和宏观增长的系统性支撑。三是打通新旧动能之间的要素转移通道，加强劳动力技能转换培训，引导金融资源从旧链条向新产业再配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阶段性增发国债，培育新税基税源，逐步化解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的依赖，降低转换过程中的摩擦成本。

　　（罗志恒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马家进系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