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0日举办的“第三届新商业文明论坛——《商学院》杂志22周年年会暨北大国发院商学共创日”上，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交大高金MBA项目执行主任、专硕中心主任倪海英指出，人工智能可以胜任劳动与制造类工作，却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思辨、批判协作所构成的公共实践。培养独立判断能力，才是教育的核心所在。

　　倪海英表示，工具化教育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些教育者在科技快速变迁的过程中，往往遗忘了教育的根本动机。

　　回顾教育发展史：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后，美国随即通过《国防教育法》，强化科学、数学等传统学科的教学。这一举措虽在短期内推动了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现，但从长期来看，该立法被批评为教育领域的一次失败。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推行“开放学校”运动，否定教师的权威地位，取消课堂的物理边界，结果学生因缺乏必要的判断力而陷入迷失，该模式不到10年便难以为继。再看中国，1952年的院系调整侧重于工业化建设与国家战略任务，但“钱学森之问”至今仍未得到有效回应。

　　在人工智能时代，学生需要什么？教育者又应如何转变？

　　倪海英认为，依据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人类活动可分为劳动、制造与公共实践三种类型。她指出，劳动与制造类工作，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胜任，甚至表现更优；而公共实践是指在公共生活中通过语言与行动所进行的交流、思辨、批判、妥协与接受，这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也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所在。因此，教育的核心不在于培养能够熟练操作工具的人，而在于培养能够在公共实践中做出独立判断的人。

　　在倪海英看来，最佳的教育方式是引导学生学会与技术、组织及他人协同工作。为此，她带领团队开展了大量富有挑战性的实践探索。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之间曾因意见对立而拍桌争执，但教育者并不回避这些矛盾，而是组织会议，让不同观点充分表达，使学生在妥协、批评与接受的过程中真正获得成长。

　　最后，倪海英强调，科技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而教育应当成为一个不变的常量。若教育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所带来的只能是混乱。当前时代并不缺乏懂得人工智能技术的人，缺乏的是能够持续追问“教育究竟是什么”的人。高等教育从业者的使命，正是成为这样的人——培养能够在公共实践中做出判断的实践者，而非只会操作工具的“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