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韦明

　　当下，一系列由算法和心理学交织而成的“捕猎链条”正在悄然运转。购物、外卖、打车、短视频等高频生活场景的支付页面，成为互联网巨头们瓜分信贷市场的隐蔽入口。算法将个人设备号拆解为多维度的行为标签，精准洞察消费软肋和财务缺口。平台通过打磨文案、微调按钮颜色、免密一键登录等手段，逐步瓦解用户的犹豫。在流量高峰期，算法对离线用户进行饱和式广告轰炸，辅以社交媒体软文和折扣券，引导用户跨越借贷心理防线。这一系列机制将普通用户转化为深度信贷用户，通过“借新还旧”的漏斗游戏，将无法支撑现金流的个体推入以贷养贷的深渊，使其从“优质客户”陷入债务深渊。

　　技术进步并未均匀地惠及每一个群体，反而暴露了清晰的人群特征与数字鸿沟。研究显示，低收入群体因预算有限，不得不以牺牲服务质量为代价选购低价机型，导致其更容易暴露在低质、泛滥的广告环境中。而身处信息洪流中的老年群体，面临的生存挑战则更为严峻。由于教育水平、数字素养与互联网技能相对落后，他们对潜在风险缺乏基本认知。加之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技能，老年人往往较少采取主动的隐私保护行为，这也使他们更容易遭受恶意应用的侵犯。这种层层递进的机制表明，老年群体在面对那些不具备包容性特征甚至带有掠夺性质的技术陷阱时，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实验显示，老年人需要花费比年轻人多得多的时间去辨别邮件到底是垃圾邮件还是安全邮件；而在面对具有欺骗性的信息或诱导性广告时，实际受骗和误购的概率更高。

　　在这种保护数字弱势群体背景下，全球数字治理的实践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大型平台的用户保护与算法风险进行严格规范。以欧盟为例，2024年全面实施的《数字服务法》（DSA）和《数字市场法》（DMA），对超大型网络平台实施最严格的监管框架。DSA明确禁止“暗黑模式”或误导性界面设计，例如不得重点显示开通信贷或订阅的按钮，而隐藏拒绝选项。这切断了部分网贷产品利用默认勾选或模糊按钮推动用户决策的路径。同时，DSA要求超大型平台每年对推荐算法进行系统性风险评估和第三方审计，重点关注未成年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成瘾风险、心理健康与资产安全影响。若算法向弱势群体推送高风险金融内容，可能面临最高达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

　　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欧盟《人工智能法案》（AI Act）采用风险分级机制，对涉及社会管理和行为操控的AI应用划定红线。法案禁止任何利用潜意识技术或行为操控手段、可能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AI系统；要求信用评分、就业评估等高风险AI系统具备可解释性。平台企业必须向用户和监管机构清晰说明决策逻辑、理由及置信度，以保护个人重大权益。

　　美国暂无统一的数字法典，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依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通过反欺诈执法、要求服务开通与取消同等便捷的监管举措，实行监管。FTC也多次对利用UI设计与算法诱导未成年人或老年人产生过度消费的企业处以数亿美元罚款。

　　面对由精密算法筑起的围猎之网，系统性的公共干预刻不容缓。首先，行业监管必须持续亮剑。在工信部定期公布恶意应用清单的基础上，应将“诱导用户开设网贷入口”的行为明确纳入平台算法合规评估的指标。通过公示、约谈和必要的行政处罚等手段，划定平台企业不可逾越的红线，遏制滥用算法、收割人性的乱象。监管重点应从“事后下架”转向“事前系统性风险审计”：借鉴欧盟DSA经验，不能仅依赖通报或消费者投诉下架恶意应用，应要求千万级用户以上的超大型平台，每年提交独立审计报告，评估算法对弱势群体的潜在危害，从源头抑制“为KPI而不择手段”的驱动力。同时，对垂类大模型实施白盒化监管与合规取证，不允许企业以“模型黑箱、变量复杂”为借口推卸法律责任。对于涉及金融信贷、舆情模拟等垂类大模型，必须强制提供符合审计要求的可解释性接口，做到全链路数据管理与合规取证。

　　其次，建立长效的社会监督与技术素养提升机制。由平台企业支持设立专项公益基金，扩大公益广告、科普短视频及社区宣传的声量。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媒体联合深入基层，面向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开展常态化科普，切实提高他们的数字免疫力与信息辨析能力。最后，畅通多元化维权和举报渠道，补充、固定恶意应用造成伤害的信息与证据来源。鼓励受害公众积极利用“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投诉平台”等官方渠道进行举报。用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帮助互联网平台回归“科技向善”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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