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贲圣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浙江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

　　2016年6月23日，英国以微弱多数完成脱欧公投，“拿回国家控制权” 成为搅动民意、推动战略转向的核心口号。十年倏忽而过，曾经被寄予 “自主发展、摆脱束缚” 厚望的脱欧选择，如今在英国社会迎来普遍 “差评”。最新民调显示，超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决策，多数民众切身感受到经济走弱、生活成本抬升、国家竞争力下滑等一系列负面后果。

　　十年变局之下，一系列关键问题值得深度复盘：当年凭借民粹叙事取胜的脱欧选择，究竟是否属于英国战略误判？市场各方对脱欧GDP损失2.5%至8%的巨大测算差异，真实损失区间究竟如何界定？短短十年六任首相频繁更迭，脱欧如何彻底重塑英国政治运行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二战以来最典型的区域一体化逆向试验，为欧洲乃至全球经济体，规避政治情绪主导重大国家战略、防范区域合作破裂风险，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启示？

　　立足十年宏观变迁、国际货币格局演变与全球金融科创竞争态势，结合英镑国际化变迁、伦敦金融中心竞争力迭代等权威数据，本文系统复盘脱欧十年的经济代价、政治重构与长期战略教训。

　　民意十年大反转：民生失速与国家竞争力下滑，消解脱欧叙事红利

　　脱欧公投能够顺利落地，本质是精准击中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结构性焦虑：民众对欧盟统一规则束缚本国治理、跨境人口流动冲击本土福利、长期财政净付出却收益感知不足的不满持续积累。彼时，脱欧阵营构建了一套简单诱人的叙事：脱离欧盟桎梏，英国将重获完全的贸易、移民、财政自主权，节省的预算资金可全力投入民生公共服务，实现更高质量的独立发展。

　　但十年现实击碎了这份乐观预期，民意反转可以说并非一时情绪，而是经济民生与国家核心竞争力持续走弱的必然结果。

　　首先，民生承诺基本全面落空，居民真实生活水平持续承压，成为民意逆转的直接原因。脱欧后英欧贸易壁垒显著增加，通关审核、原产地认证、合规标准等非关税壁垒大幅抬高贸易成本，直接推高国内消费品、食品与工业原料价格，六成以上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显著加剧了生活成本压力。同时，欧盟人员自由流动机制终结，英国农业、医疗、高端制造等行业长期面临数十万专业劳工缺口，用工短缺、产业效率不足成为常态化问题。曾经承诺的民生红利不仅没有兑现，反而出现经济疲软、就业受限、公共服务提质乏力的困境。

　　其次，英镑国际地位十年持续回撤，货币软实力的长期下滑，让民众清晰感知国家话语权的削弱。十年间，英镑的全球储备份额、跨境交易占比、国际支付使用率持续走低，国际化水平累计降幅超两成，在四大主流国际货币中表现最弱。2016年英镑全球外汇储备占比维持在5.4%的高位，至2026年已回落至4.7%；全球外汇交易份额从12.9%萎缩至10.2%，全球第三大交易货币的优势持续收缩。随着伦敦失去欧盟金融单一通行证，欧元清算、跨境资管、跨国金融业务持续向巴黎、法兰克福分流，大量金融岗位外迁，金融业对英国经济的支撑力度持续减弱，英镑的跨境使用场景、国际信用根基被持续削弱。

　　与此同时，伦敦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竞争力持续滑落，标志着英国未来产业竞争力的折损。十年来，全球金融科创格局剧烈重构，伦敦的龙头优势逐步瓦解。2018年前后，伦敦稳居全球第二、欧洲第一的金融科技中心地位；时至今日，其全球排名已滑落至第五位。行业融资数据更能反映颓势：英国金融科技融资额从2021年四百八十余亿美元的峰值大幅缩水，2024 年跌至百亿级别，头部科创企业外流、上市资源流失、高端人才吸引力下降，彻底打破了脱欧派“独立监管、自由创新、打造全球金融科创高地”的美好愿景。

　　最后，主权叙事泡沫彻底破裂，代际与地域撕裂固化负面认知。脱欧后英国虽拿回名义上的立法、移民、贸易主权，但为维持对欧基本贸易往来，仍需被动对齐大量欧盟规则，所谓“完全自主”几乎无从实现，却实实在在失去了4.5亿人口的欧盟单一市场红利。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失去欧盟自由求学、就业、定居的发展通道，发展空间被显著压缩，成为否定脱欧的核心群体。十年时间，情绪化的主权叙事彻底让位于冰冷的经济现实，民意大规模反转已成定局。

　　长期以来，各大机构对脱欧造成的GDP损失测算存在明显分化，2.5%至8%的区间差异，核心源于测算口径、情景假设、观测周期的不同，而非数据冲突。综合十年经济运行、货币表现、科创产业变迁的综合结果来看，4%—6%应该是最贴合英国真实损失的中性区间。

　　十年六任首相频繁更迭：脱欧彻底重塑英国政治生态

　　脱欧不仅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基本面，更颠覆了英国延续数十年的稳定政治格局，成为政坛持续动荡、治理效能弱化的核心根源。脱欧公投之前，英国政党轮替稳定、政府政策连续性强，长期能够保持连贯的产业、金融、对外经贸战略。而2016年至今短短十年，英国历经六任首相，平均执政周期不足一年半，政坛动荡史无前例。

　　究其根本，脱欧造成了政党体系的永久性撕裂。例如，保守党内分化为硬脱欧、软脱欧两大对立派系，对欧关系从单一外交议题，升级为党内权力博弈、政策路线争斗的核心矛盾。历任政府的脱欧谈判方案、对欧合作政策，无一例外遭到政党党内派系阻击：温和对欧合作方案被疑欧派批判为“背叛脱欧成果”，强硬脱欧立场又损害经贸利益、遭到务实派反对。无休止的党内内耗，让英国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稳定的国家发展战略。

　　同时，全民公投的决策模式，打破了英国传统代议制治理逻辑，形成“短期民意绑架长期国家战略”的畸形格局。重大区域经贸、金融合作、国家竞争力布局本是需要长期专业研判、多维利弊权衡的复杂议题，却被简化为二元对立的全民情绪投票。公投结果形成强大政治枷锁，历届政府即便看清脱欧损害经济、削弱金融货币竞争力，也不敢从根本上纠偏修正，只能被动迎合前期选举承诺，大量行政资源被消耗于派系博弈、民意维稳与反复谈判，国家长期发展规划被持续搁置。

　　此外，脱欧之后，英国政坛和公众的舆论氛围变得更加敏感，各方在政策取向上更容易受到民意情绪的牵引。这种情况下，一些关乎国家长期竞争力（如经济、金融、科创发展）的战略议题的决策，有时难免要让位于短期的选举和政治博弈需求，而政治短视化、政策碎片化、治理不稳定相互叠加，进一步放大了经济不确定性，形成 “政治动荡—经济走弱—民意极化” 的恶性循环。

　　脱欧十年教训：为全球经济体规避“脱欧式风险”提供重要启示

　　英国脱欧十年阵痛，是一场情绪主导政治决策、主权诉求凌驾经济规律、短期民意牺牲长期竞争力的典型案例，为所有深度参与区域一体化、多边合作的经济体，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风险启示。

　　第一，区域一体化发展必须兼顾利益均衡，消解民粹滋生的底层土壤。任何区域合作机制，都必然存在红利分配差异。脱欧的深层根源，在于英国传统弱势区域、中老年群体、传统行业人群长期无法共享一体化红利，反而承担人口流动、产业竞争的压力，最终积累对立情绪。这警示所有区域合作体系，必须建立完善的利益补偿、产业帮扶、阶层均衡机制，避免红利过度集中于核心城市、高端产业群体，防止结构性失衡催生逆一体化思潮。

　　第二，重大国家战略必须建立专业研判前置、长期成本测算先行的决策机制，杜绝全民二元公投决定国家长远命运。区域经贸、金融融合、一体化存续等战略，涉及十年、数十年的经济、货币、科创格局变迁，利弊结构复杂、隐性代价巨大，无法通过简单公投得出科学结论。国家顶层决策，必须区分公共民生议题与长期战略议题，复杂宏观战略应交由专业体系完成成本收益评估，杜绝政治操弄与情绪决策。

　　第三，理性平衡国家主权与区域一体化红利，构建弹性、可持续的多边合作机制。主权独立与区域合作红利并非二元对立。完全封闭脱钩，看似拿回绝对主权，实则失去市场规模、要素流动、制度协同的核心优势，最终导致货币话语权、金融科创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全面下滑。未来区域合作应更加注重弹性分层设计，允许各国在非核心领域保留自主空间，在市场互通、人才流动、金融协同等核心领域保持一体化优势，避免 “完全融入” 和 “彻底退出” 的极端对立。

　　第四，必须防范“脱欧式系统性竞争力坍塌”风险，建立区域合作退出与断裂风险缓冲体系。深度嵌入全球与区域产业链、金融链、人才链之后，贸然割裂合作，将带来贸易、货币、科创、人才的全方位系统性损失。各国在参与多边一体化的同时，必须提前布局风险对冲预案，稳固本币国际应用场景、培育本土科创产业韧性、搭建多元化贸易合作网络，避免单一区域合作断裂引发国家核心竞争力断崖式下滑。

　　回望脱欧十年，这场以“夺回控制权”为核心的战略选择，最终给英国带来了经济增速疲软、民生成本高企、政坛持续动荡、英镑国际地位回落、伦敦金融科创优势衰减的多重代价。事实充分证明，所谓的绝对主权自主，若脱离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经济规律，终将沦为空洞的政治叙事。

　　英国的教训，不在于区域合作本身存在弊端，而在于其被民粹情绪、短期政治利益绑架，用一次简单的全民投票，透支了国家数十年积累的产业、金融、货币与科创优势。对全球而言，脱欧十年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必须敬畏经济规律、立足长期发展、依托专业研判。情绪不能替代治理，民意不能替代规律，短期的主权虚荣，终将抵不过长期的国家竞争力损耗。未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与多边发展进程中，唯有平衡好自主治理与开放协同、短期民生与长期竞争力、阶层公平与整体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规避脱欧式的战略误判与系统性风险，实现稳定、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