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兽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力量。今年以来，各地完善和实施相关政策，培育和支持独角兽企业发展，效应明显，但也存在核心技术引领能力不强，退出机制单一，政策协同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完善梯度培育体系、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政策协同执行、推动区域协同共荣等方面着力，推动独角兽企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政策推动独角兽企业快速发展
近两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的发展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在告别了以商业模式创新和流量驱动的“野蛮生长”时代后，中国独角兽群体正以“硬科技”为核心引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初，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已达416家，总估值约1.6万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这一规模与质量的“双跃升”，不仅巩固了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重要地位，也清晰勾勒出新质生产力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具体形态。
中国独角兽企业呈现鲜明的“三极引领”格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构筑起生态核心版图，且各有侧重、特色鲜明。京津冀以人工智能为主导，长三角是集成电路的大本营，粤港澳则重点发力新消费和零售业。
各地在培育独角兽企业方面纷纷发力，出台和完善相关专项政策，积极效应逐步显现。北京全面落实“独角兽10条”专项政策，为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企业提供精准支持，包括管家式企业服务包、标杆孵化器与特色产业园，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培育体系。上海明确到2027年形成“4321金字塔式”培育体系，即培育400家潜力瞪羚企业、300家瞪羚企业、200家潜力独角兽企业和100家独角兽企业，力争培育新增2家以上估值超百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深圳正在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企业充实瞪羚、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并从多个方面推出具体支持举措，包括给予资金人才用地用房政策支持、强化资本赋能、拓展国际交流等，力图将深圳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独角兽企业集聚高地。杭州则面向独角兽企业开展“润苗计划”，不仅提供资金支持，更构建起一个助力企业持续成长的生态系统。
独角兽企业发展仍然面临短板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行业独角兽企业发展迅速，不过在大部分前沿科技领域的商业化步伐仍相对落后。企业和业内专家表示，各地在独角兽企业培育和发展方面成效明显，但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核心技术引领能力不强，“应用强、基础弱”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尽管我国独角兽企业在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等应用层的创新展现出卓越能力，但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仍然存在短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发现，我国独角兽企业面临核心技术引领能力不强的问题，大部分独角兽企业聚焦于应用层创新，在底层算法、基础芯片架构、操作系统等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相对薄弱。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院长蔡继明认为，我国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尚存短板，这一问题在参与智能经济国际竞争时将尤为突出。
在调研座谈中，多家企业表示，企业的算法框架主要依赖于开源技术栈，在底层优化和核心算子上仍有大量“打补丁”的工作要做。虽然企业在特定场景的应用体验上已经可以比肩甚至超越国际对手，但一旦涉及需要突破底层技术瓶颈的创新，就明显感觉积累不足。这种“应用层创新强、基础层积累弱”的结构，让企业在真正的国际化竞争中面临挑战。
二是融资“头重脚轻”现象突出，退出机制单一。当前创业企业的融资结构呈现明显的“头重脚轻”特征。相关研究显示，2025年融资事件达201笔，而其中中后期轮次是融资主力，早期（A轮及以前）融资金额占比偏低。这意味着大量早期创新项目难以获得资本的有效支持，“投早、投小”未能真正落地。某创投公司创始合伙人将当前创投环境概括为“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二级市场看似热闹，退出环境似乎在改善，但大量早期创业者依然融资困难。而且，部分企业估值虚高，没有自我造血能力，只能靠资本输血。
三是政策协同不足，跨部门壁垒制约企业成长。当前支持独角兽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有待完善。业内专家表示，虽然相关部委已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独角兽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但仍存在少量跨部门政策未形成协同效应、部分政策延续性不足、有些政策因缺乏配套细则落地难、个别临时性政策虽时过境迁仍作为长期政策执行等问题。
某专精特新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要同时面对来自多个主管单位的政策要求。这些政策有的相互重叠，有的甚至在标准、申报流程上都不一致。企业在合规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成本，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冲了政策的实际利好。特别是一些涉及多部门协调的事项，比如创新产品进入医院应用的审批流程、数据跨境流动合规等，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仍然不够顺畅。
完善全周期培育体系和服务机制
企业和业内专家认为，各地需在培育体系、科技金融服务等方面形成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培育和服务机制，推动独角兽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完善全周期梯度培育体系，实现精准施策。针对“梯度不清、培育不对症”的问题，应从企业成长规律出发，构建“种子—瞪羚—独角兽”的全周期培育体系。北京已有的“初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模式值得推广，上海的分层体系也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建议在全国层面，根据企业所属赛道与发展阶段精准施策：对初创期企业给予研发补贴和概念验证支持，助力其突破关键技术；对成长期企业支持其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揭榜挂帅”任务；对成熟期独角兽企业引导其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产业链协同创新。同时，应建立企业动态数据库和成长档案，由地方政府牵头，联合行业协会和专业服务机构，对企业进行精准画像和诊断分析，进而提供针对性服务，真正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
第二，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构建多层次融资支持体系。面对“硬科技”企业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融资特点，亟需构建与科技创新规律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王琛伟建议，应优化政府引导基金考核机制，明确早期投资尽职免责细则，适当延长考核周期，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硬科技”领域。截至2025年，国资背景机构对“硬科技”独角兽企业的投资参与占比已接近90%，超过半数独角兽在“萌芽期”即获得国资布局，国资与政府引导基金参投比达到65%，这一趋势应进一步强化和制度化。
第三，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破解“IPO依赖症”。针对退出渠道单一的问题，应加快畅通“并购、上市、股权转让”等多种退出路径。建议从三个方面协同发力：一是优化A股上市条件，对符合“硬科技”导向、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独角兽企业开辟“绿色通道”，研究推出针对高成长企业的上市专项服务；二是大力发展并购市场，完善并购重组相关法律法规，简化审批流程，培育专业并购服务机构；三是鼓励和规范股权转让市场，探索S基金（Secondary Fund）发展模式，为一级市场投资人提供更多流动性选择。同时，应对对赌协议的使用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引导，防止因对赌条款集中触发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第四，强化政策协同与执行力，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针对跨部门政策协调不足的问题，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由相关部门联合参与的独角兽企业培育协调机制，统筹产业、财税、金融、创新、人才、知识产权等系列政策，形成衔接紧密、协同互补的国家独角兽企业培育政策体系。在工作机制上，应建立企业需求“一口受理、分类交办、统一反馈”的服务闭环，避免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同时，要增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企业对政策环境的稳定预期是长期投入创新的前提条件，临时性、碎片化的政策安排不仅难以有效支持企业发展，反而会增加企业的合规负担。
第五，推动区域协同共荣，突破“头部虹吸”困局。针对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应着力构建“头部引领、区域协同”的总体格局。一方面，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头部城市应继续发挥创新策源地和资源集聚“领头雁”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飞地经济”、产业转移协作、技术溢出等机制，促进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建议在全国布局一批独角兽企业培育专项试点城市，结合各地产业基础，鼓励差异化发展，例如苏州聚焦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常州聚焦动力电池和储能，这种“产业聚焦型”培育路径值得推广。在操作层面，可借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经验，探索建立跨区域人才互认、政策叠加享受、设施共建共享等机制，逐步缩小区域间创新生态的梯度差，最终实现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共振”的格局转变。
（作者系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