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被广泛认为是个奇迹。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人均GDP还不足200美元，如今已提升到了14000美元。中国的发展让近8亿人摆脱了贫困，堪称世界级成就。按现价GD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

　　不仅如此，中国今天在科技应用与创新领域也跨入世界前沿，且保持快速进步的势头，取得耀眼成就。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曾经说，历史上从未见过一个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四分之一的国家可以拥有如此众多的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

　　除此之外，中国在特高压输电网络、绿色能源、通信网络、算力和高速铁路等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拥有一流的公共基础设施，这使得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巨大成本优势。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与减贫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超出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解释的范围。尤其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技术革命加速演进的当下，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重新思考国家与市场、经济结构转型与技术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过去几十年间成功实现经济崛起的重大现象的观察，就要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这是破解中国崛起之谜的最佳切口。

　　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中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就曾说过，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的文明社会，比欧洲出现类似的政治单元早了近18个世纪。悠长岁月里，中国即便历史上有过多次分裂的时期，但都能复原，重回大一统的国家。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的强劲崛起有其历史必然性，与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国家制度紧密相连。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其实无法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逻辑跟国家建设的动力彻底分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却没有将两者统一起来过。因此，要想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逻辑并提供一个简单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就必须理解中国是如何将国家建设的动力机制跟市场经济的扩展原理相兼容的。

　　在我最近出版的《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中，我从大一统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资源匮乏的约束，从国家治理中对基于政绩考核的激励体系的成熟演进，从大一统国家的国家能力等三个维度入手，构建了大一统国家的三重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希望能在理论上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给出更好的解释。

　　一是资源长期匮乏的约束。从历史上看，大一统国家长期社会稳定，带来人口的持续增长，而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总量相对有限，从而形成了过密的人口和过高的人口资源比率。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并在较低的资本积累水平上实现了农业的精耕细作，但生产率提高极其有限，因此在需要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人均耕地和可贸易的自然资源偏少，从而导致国家的经济剩余极其有限。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资源约束直接表现为外汇储备不足，使得在改革开放伊始我们的决策层就决定要吸引大规模的外资（FDI）来推动中国的再工业化。一方面，“市场换技术”，用国内市场准入的对价来吸引外资，与国有企业兴办合资企业，逐步推动国内进口替代产业的转型；另一方面鼓励外资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企业，实现出口创汇。两条路径并行推进，最终达到资本快速积累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

　　二是激励体系。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料到，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在中国，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是受到限制的。但实际上，中国有着大一统国家独特的治理模式。中国上千年来在长期治理实践中发展出一套以政绩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和升迁机制。这种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把中央的发展目标传导到地方政府。

　　大一统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风险可控”之上，这正是中央需要地方完成的重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绩考核是对治理风险的一种制度回应：通过将风险治理能力转化为可观察绩效指标，再将这些指标嵌入官员晋升与考核体系，使地方官员的个人发展与整体治理效果紧密相连。

　　以绩效为导向的官员激励体系也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快速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治理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的晋升和考核与其治理绩效密切相关，带来了竞争，形成一种积极的市场友好型的治理模式，从而创造了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空间，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经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

　　三是国家能力。毫无疑问，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其国家能力体现在多个维度上。我这里特别强调战略规划和统筹能力。大一统体制下，国家能够在一些基础性和战略性关键领域进行跨区域的战略规划和资源调配，从而为整体经济创造显著的规模经济、本土市场效应与协同效应，如高铁网络、特高压电网和“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东数西算”工程、5G基站全覆盖等。

　　一方面，它能够维持统一的大市场。统一的制度框架和行政体系减少了地区间的制度壁垒，使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能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另一方面，这种统筹能力还体现在基础性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普惠性供给上，如能源、电力网络、交通体系及金融清算等基础服务的供给。通过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和协调，这些基础设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为生产体系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且低成本的基础条件。正是基于统筹能力和基础产业领域实现的普惠性供给，中国不仅形成了规模庞大且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而且能够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拥有更低成本的优势。

　　总之，要理解一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脱离其历史渊源和国家制度的结构。只有把当代的经验、现象放在更长的历史叙事中加以审视和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深层逻辑。这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进路。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著有“望道计划”《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