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SpaceX以2.7万亿美元市值完成全球史上最大规模IPO，埃隆·马斯克个人财富也由此突破万亿美元。
然而，就在SpaceX上市前后，一份由特拉华州法院强制公开的投资者名单，使得SpaceX早期股权链条中的外资识别问题，再次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视野。名单显示，在SpaceX已深度嵌入五角大楼间谍卫星和军事发射体系的这些年里，部分地址位于中国大陆、香港或俄罗斯的投资者，以及与卡塔尔资金存在关联的机构，曾通过美国中间机构Tomales Bay Capital获得SpaceX相关权益。
这并非SpaceX主动披露，而是源于一场公司纠纷案的“意外”后果，ProPublica经过数月的法律博弈，成功将这份文件公之于众。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科技巨头在成长过程中依赖全球资本、离岸基金和二级市场流动性，而当企业进入国防科技核心领域并走向公开市场时，美国却以国家安全和合规风险为由，对特定地区投资者设置门槛，这其中的矛盾不言而喻。
中间基金模式：SpaceX早期股权如何被打包转售
此次曝光的投资者名单，均指向同一个中间机构Tomales Bay Capital，该公司掌门人Iqbaljit Kahlon是一位深耕SpaceX生态圈十余年的金融操盘手。SpaceX首席财务官Bret Johnsen在证词中坦言，Kahlon“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陪伴公司的时间比我还长”。
Kahlon的商业模式并不复杂：他以较低价格从早期股东手中收购SpaceX非上市股份，然后打包成多个有限合伙基金，向合格投资者发售份额，从中赚取管理费和价差。这种模式在硅谷未上市独角兽的二级市场中并不罕见，但问题在于，Kahlon在筛选投资者时，似乎对地缘政治风险采取了极为宽松的标准。
根据ProPublica披露的法庭记录，2018年至2021年间，至少有十几位地址位于中国大陆、香港或俄罗斯的投资者，通过Tomales Bay Capital旗下基金购入了SpaceX权益，单笔投资额从80万美元到4000万美元不等，这些资金通过中间基金形成对SpaceX股权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权益，至于具体资金流向、SpaceX掌握程度及是否触发相关申报义务，仍是争议焦点。
涉华投资人：美媒关注身份、住址与投资关联
名单中最受关注的投资者，是北京知名风投机构MPCi的联合创始人David Su，2020年，Su旗下实体向一只SpaceX基金投入了1500万美元。
在ProPublica的叙事中，Su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因为投资金额，也因为MPCi的产业投资版图。MPCi同时是SpaceX多家中国竞争对手的重要资助者，ProPublica称，MPCi曾投资的两家中国卫星企业后来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美方给出的理由是其涉嫌为瓦格纳集团提供支持；其中一家企业又在今年5月被美方再次制裁，理由是涉嫌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支持。ProPublica还提到，MPCi曾与中国政府投资基金存在合作，中国科技部网站也曾在相关航天产业活动中提及该机构。
但这些均来自于美国媒体单方面的关联分析，ProPublica也承认，目前没有证据显示Su存在不当行为；MPCi方面则回应称，Su为新加坡公民，居住在新加坡，且没有接触任何SpaceX非公开信息。但ProPublica援引2024年一篇人物报道称，Su“过去20年几乎100%的时间在中国度过”，这一细节被美媒用于讨论美国外资审查中的身份识别问题——从全球创投市场的现实看，国籍、居住地、办公地点、资金来源和产业投资关系并不总是重合。
把这种复杂的跨境商业活动直接等同于国家安全威胁，恰恰反映出美国近年来在对华科技和资本审查中不断扩大安全边界的倾向。
其他境外资金：卡塔尔资金与俄罗斯关联人的争议
ProPublica表示，名单还显示，与卡塔尔皇室有关联的Bracket Capital在2017年至2020年间累计投资约4800万美元。Kahlon曾在发给SpaceX CFO的邮件中明确提到，Bracket的资金来源包括“卡塔尔皇室”；另一家地址登记在多哈的实体AM FIG Cayman Limited，也在2020年投入约1000万美元。
不过，相关文件并未说明Bracket Capital的这些投资究竟代表卡塔尔皇室成员，还是代表其他客户。2021年，Kahlon在给Bracket员工的一条短信中写道，“最后我们可以让Yalda去跟大人物谈谈，我们需要一次‘纾困’。”这位“大人物”是否指皇室成员，“纾困”又暗示何种资金状况，至今未获解释。
俄罗斯方面，一家名为HAL9001 Partners Fund I的特拉华州LLC公司，2020年向SpaceX基金出资约1000万美元，其注册文件由风险投资人Roman Sobachevskiy签署。ProPublica称，Sobachevskiy共同拥有的一家公司近期因另一项投资安排受到美国财政部罚款，原因是被指代受制裁俄罗斯寡头管理投资组合。
但ProPublica也写明，Sobachevskiy本人未被指控存在不当行为；Tomales Bay Capital也称，该受制裁寡头与这笔SpaceX投资无关。
资本开放与安全审查如何自洽
面对质疑，Tomales Bay Capital的律师Ryan Stonerock给出了辩护：所有投资者均为“被动有限合伙人”；除季度估值等基金财务数据外，他们未获得任何SpaceX运营或技术信息；名单上“绝大多数投资者都不是俄罗斯或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公民”；部分地址显示在中国或俄罗斯的投资者，“实际上并不居住在那里，而是美国或其他非对手国家的居民”。
这套回应的核心，在于强调中间基金、被动LP身份和投资者地址之间的隔离。换言之，相关投资者即便拥有SpaceX股权的经济利益，也未必拥有治理权、信息权或技术接触机会，对于美国外资审查体系而言，这类安排的难点在于，如何穿透中间基金和离岸架构，识别最终受益人、资金来源和信息访问权。
据ProPublica此前援引特拉华州案件证词报道，SpaceX曾允许中国投资者购买其股份，前提是相关资金通过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安排，这类中间基金和被动LP结构，也可能增加监管部门识别最终投资人和资金来源的难度。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SpaceX已经不是一家普通商业航天公司，该公司目前承担美国国防和情报体系相关卫星网络建设任务，也承担美国国家安全发射任务的重要份额。虽然美国法律并未明文禁止外国资本投资军工承包商，但美国政府长期将中国对敏感产业的投资描述为潜在情报和技术获取风险，这一判断本身，也反映出美国近年来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扩大对华科技和资本限制的政策趋势。
据外媒报道，SpaceX在IPO阶段已要求承销商拒绝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投资者的认购，理由是“监管与合规风险”。这一做法说明，在美国国防科技企业进入公开资本市场后，投资者身份审查被进一步前置和强化；但它也折射出美国一方面依赖全球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又以国家安全名义对特定地区投资者设限的矛盾。对于中国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已经构成跨境投资环境中的重要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