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抛出重磅信号，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6月22日，深交所即迎来首只以红筹身份IPO的巨无霸新股认购。

　　据悉，华润新能源IPO计划募集约245亿元资金，创深交所成立以来IPO融资记录，并且是近几年新能源行业最大的一单。值得关注的是，华润新能源除融资金额创历史之最外，它还是深交所主板注册制下首家红筹企业。

　　“华润新能源的注册地是中国香港，在数年不见红筹回A的背景下，华润新能源IPO意义重大。当前港股科技公司回A进程也在加快，过去半年，一批AI公司先后登陆港股，并跑出惊人的市值表现。这当中最典型的是智谱和MiniMax，前者以116.2港元的发行价挂牌，拿下全球大模型第一股；后者港股上市以来股价曾翻了3倍，这两家公司开始排队回A股了。其中MiniMax还是红筹架构，现在A股上市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红筹企业直接回A的市值及财务标准较高，这也是目前很多红筹企业仍然选择拆除架构之后再回A的重要影响因素。”一家头部券商港股分析师王江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红筹股回归浪潮隐现

　　除了华润新能源之外，映恩生物6月12日获上交所受理科创板IPO申请，系继华润新能源后的又一红筹回归案例，只是具体上市时间未定。若特指主板上市，上一只回归的企业为2022年1月上市的中国移动；若包含科创板，则2020年至2022年间有11家红筹企业（如中芯国际、九号公司、百济神州、中国海油等）陆续回归。

　　所谓“红筹企业”，即注册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和资产在境内、实际控制人为中资的企业，长期以来是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主流架构。红筹企业选择境内上市，背后折射出中国资本市场对红筹企业包容性的持续提升与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前红筹企业的回归主要集中在上交所，而深市主板则一直为空白。

　　“把新能源板块重新划分给深市上市，既是对港股存量资产进行一次价值再评估的过程，也给其他在港上市的大湾区能源公司提供了一个H股分拆回A的可行性方案。一个新股票就变成了一个制度上的例子，当整个行业的竞争由原来单纯比大小转为比运营效率的时候，由政策推动转变为靠市场的力量来决定的时候，能够把资源、技术与资金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链条的人才会有更大的底气往前走。”长三角地区一家金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董耀徽指出。

　　在其看来，过去红筹企业回归A股，要么走科创板（如百济神州），要么规模有限。华润新能源直接打通了境外央企子公司分拆回深市主板的路径。华润新能源的成功，意味着后续越疆机器人等“H回A”案例有了可复制的模板——公司治理适用香港《公司条例》，但投资者权益保护不低于境内要求，跨境诉讼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解决。

　　架构分拆与市值要求障碍如何破？

　　自年初在港股市场掀起一轮AI大模型热潮之后，时隔不足半年，国内两大头部通用大模型企业智谱、MiniMax（稀宇科技）双双迎来A股IPO新进展。

　　5月29日，MiniMax与中信证券签署辅导协议，标志着其A股上市之路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智谱的冲A进度也在提速，公司在2026年2月便敲定中金公司、国泰海通两家头部券商共同担任A股IPO辅导机构。两家拟归A企业最重要的区别是，MiniMax总公司设在开曼群岛，而智谱的总公司在中国大陆，在A股上市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MiniMax采用开曼架构，所以适用红筹架构上A股的相关规则，MiniMax已在港股上市，所以适用已经在境外上市，又申请A股上市的相关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二章第1节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第2.1.3条，还没在境外上市的适用第二款规定，但MiniMax已在境外上市，适用第一款规定，而第一款规定如下：符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8﹞21号）相关规定的红筹企业，可以申请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而国办发〔2018〕21号《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第三条规定，“已在境外上市的大型红筹企业，市值不低于2000亿元人民币”。

　　市值2000亿元怎么算？《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监管工作实施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市值， 按照试点企业提交纳入试点申请日前一百二十个交易日平均市值计算， 汇率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申请日前一日中间价计算。上市不足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按全部交易日平均市值计算”。

　　MiniMax2026年1月9日在港股上市，从发行价165港元/股涨至3月最高点1330港元/股，股价高点出现在AI龙虾爆火时，6月23日股价已经回落至515港元/股，离高点已跌至4折。到现在上市不足一百二十个交易日，全部算起来平均市值约1500亿元人民币，已经不满足2000亿元市值的要求。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红筹企业境内上市通道持续拓宽，但从实操层面来看，红筹企业回归之路依旧有现实难题存在，制约着整体回归节奏。

　　谈及红筹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原因，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告诉本报记者，从市场层面看，A股对科创、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估值高于境外市场，可实现企业价值重估。从外部环境看，海外监管趋严、地缘政治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回归A股能有效规避跨境合规与退市风险。从企业自身看，多数红筹企业核心业务扎根境内，回归A股可深度绑定本土市场、强化品牌影响力，并契合数据安全、产业安全等境内合规新要求。

　　鹿客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卢克林则表示，红筹企业回归还面临四大现实难题：一是架构调整成本高昂，拆除红筹架构需耗费半年至一年时间，同时承担税务、外汇等多项合规支出；选择保留原有架构，又要满足实控权转回境内等严格上市条件。二是跨境监管适配存在阻力，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境外审计底稿核查等事项，与国内数据安全相关法规存在冲突，相关豁免政策实际落地门槛依旧较高。三是部分企业存在历史合规遗留问题，ODI（境外直接投资）备案不完善等瑕疵，极易成为IPO审核路上的阻碍。四是长期运营负担较重，多层离岸架构的运维、审计、法务等开支，是境内同规模上市企业的2倍至3倍。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同样认为，红筹企业回归最核心的挑战在于跨法域合规成本高企。企业架构调整并非简单的股权划转重组，而是要理顺境外主体与境内经营实体之间复杂的法律关系，还需完成37号文外汇登记注销等一系列高难度合规操作。与此同时，境内外公司治理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境外普遍实行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而A股市场更侧重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二者治理逻辑不同，形成天然适配壁垒。财务与信息披露层面同样存在隔阂，红筹企业惯用的国际会计准则偏向原则导向，而A股信息披露执行严格的规则明细要求，企业需要完成两套标准的转换适配，极易触碰双重合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