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端午时节，在英国伯明翰的唐人街，51岁的餐馆老板Kevin正忙着收拾粽子。他打算乘火车去伦敦城里和朋友一起过节。
之所以乘火车，是因为伦敦最近几年的用车成本连涨。比如，几年前的停车费一般不超过5英镑/小时，现在涨到了8英镑/小时。此外，2026年1月后，开车进伦敦要交的拥堵费也从15英镑增加到18英镑。如果忘记缴费，还会面临80英镑左右的罚款。
“现在的英国政府，简直像抢劫。”话音刚落，Kevin在手机上收到了伯明翰到伦敦Euston火车罢工停运的消息。没办法，他只好开车前往伦敦，并为这一趟为期半天的出行多付近100英镑。
事实上，罢工频发、各类生活经营成本持续上涨，是过去十年无数英国人亲身承受、频频抱怨的日常，“这些都是脱欧带来的‘后遗症’。”Kevin说。
6月22日，在位不到两年的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于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称，面对日益加剧的政治压力，自己将辞去职务。他是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第六位辞职的首相。这六位政客无一能在下议院保持多数席位并做满完整任期。上一位做到这一点的英国领导人还是托尼·布莱尔，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Kevin觉得，英国政客们说话都很冠冕堂皇，讲台被搬出唐宁街10号、首相发表简短的告别演说，已然成为一种令人熟悉的政治仪式。
“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实际生活，只顾着自己（的位置）。”
首相换了6任，但生活却从未变好
Kevin说的话，其实是不少英国普通人感受的心声。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全民公投，最终以51.9%的支持率决定脱离欧盟，成为欧盟历史上第一个主动退出的成员国。十年过去，围绕脱欧的争论并未结束。
多家民调机构数据显示，多数受访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超过两成当年投票支持脱欧的选民认为其选择存在失误，约55%的受访者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另有约70%的人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在许多人看来，脱欧承诺中的“重新掌握命运”，并没有换来更轻松的生活。
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账单上。
由于常年记账，Kevin能清晰地感知到物价变化：5、6年前，两升装牛奶不足1英镑、黄瓜仅50便士，如今价格近乎翻倍；家庭日用和食品开支从每月三四百英镑增至近千英镑；2021年起留存的能源账单也显示，冬季的电费、燃气费已经从不到50英镑涨至近150英镑。
当然，并非所有上涨都能直接归因于脱欧。疫情后的全球通胀、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都推高了英国人的生活成本。但对于许多普通人而言，脱欧成为这些变化中最容易被感知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不全是脱欧的问题，但总觉得脱欧以后，一切都变贵了。”他说。
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家庭生活里，也体现在跨境消费和商业经营中。
2025年底，Kevin在eBay上看中一台德国卖家出售的二手咖啡机。付款时一切正常，但货物进入英国海关后，他又额外缴纳了近300英镑的税费和手续费用。
收到包裹时，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句玩笑话：“我还活在十年前。”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英国仍属于欧盟单一市场时，从欧洲其他国家网购几乎不会考虑海关和税费问题。
对于经营餐馆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则更加具体。
Kevin的中餐馆有不少调料和食材需要从欧洲其他国家采购。过去，一笔订单通常一周左右就能送达；如今，报关、检验和物流环节增加后，到货时间经常被拉长。“手续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高。”
Kevin和朋友吃的中餐（图源：受访者提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显示，仅新增的海关查验、卫生证明和原产地认证等程序，就让英国家庭平均每年多支出约210英镑食品费用。与此同时，英国农产品出口欧盟规模较脱欧前下降近四成。
变化还发生在人口结构上。
脱欧公投前一年，英国净移民为32.1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欧盟国家。脱欧后，欧盟劳动力数量有所下降，但英国整体移民规模并未明显减少。到2023年前后，净移民规模一度达到94.4万的历史高位。
这是因为英国的移民来源发生了变化。在Kevin生活和工作的伯明翰，这种变化肉眼可见。过去唐人街附近的新店铺里，经常能看到来自东欧国家的员工。近几年，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背景的经营者或员工越来越常见。
“人还是在增加，只是换了一批人。”他说。
十年前，支持脱欧的人希望英国能够重新掌握边境控制权，减少移民压力，获得更大的经济自主性。但十年后，移民并没有消失，只是来源被重新改写，而贸易成本、经营成本和生活成本，则真实地留在了许多英国人的账单上。
情理之中的公投
2016年的那次全民公投，Kevin没有参与。
那时他忙着餐馆生意，对英国政治并不关心。但他记得，身边不少英国顾客和朋友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要不要离开欧盟。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英国自己过会更好。”
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年前，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彼时的欧盟正处在连续危机之中：2009年欧债危机余波未平，希腊、西班牙等国债务问题持续发酵，2015年难民危机席卷欧洲，各成员国围绕财政分担和移民安置争论不休。
如今想来，Kevin记得当时火车站、地铁站的不少免费报纸上都会刊登脱欧的新闻，上面会说：欧盟像一艘正在风浪中摇晃的大船。
与此同时，英国经济表现相对稳健。作为欧盟重要净贡献国之一，英国每年需要向欧盟预算缴纳大笔资金。
脱欧派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复杂的欧洲议题浓缩成一句简单的口号——“把钱拿回来”。他们在竞选大巴上写下醒目的数字，宣称英国每周向欧盟缴纳数亿英镑，而这些钱原本可以投入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学校和公共服务。
Kevin说，公投前几个月，他的店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讨论脱欧。有位常来吃饭的出租车司机坚定支持脱欧，在他看来，英国每年给欧盟交那么多钱，却无法控制边境和移民，“为什么要继续留下来？”。
但Kevin的另一位朋友则持相反意见，认为英国经济高度依赖欧洲市场，脱欧无异于主动增加贸易壁垒。
“那时候大家争论得很厉害。”Kevin说，“但没人真的知道十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Kevin还注意到，当时大街上有不少聚集的群众拉起旗帜，宣扬脱欧带来的好处。 比如，重新控制边境、摆脱布鲁塞尔的规则束缚、让英国回到过去的经济巅峰等等。
查令十字车站（图源：受访者）
相比之下，留欧派谈论的则是贸易便利、投资环境和国际合作。
前者讲的是今天正在流失的钱，后者讲的是未来可能失去的机会。对于普通选民来说，两种叙事的感染力并不相同。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脱欧派真正成功的地方，并不只是经济账，而是把经济问题与主权、边境控制以及民族认同结合在一起。“他们告诉选民，英国正在被布鲁塞尔束缚。离开欧盟后，英国将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留欧派更多是在提醒风险。
“如果脱欧，未来会失去什么。”崔洪建说，一种是已经发生的损失，一种是尚未发生的代价。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前者显然更容易打动人。
但真正把英国推向全民公投的，并不只是民意本身。崔洪建指出，当时的保守党内部长期围绕欧洲问题存在严重分裂。为了稳住党内领导地位，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决定举行公投，希望借此终结争论。包括卡梅伦在内，当时不少政治精英都相信英国最终不会选择离开欧盟。
结果却恰恰相反。公投结果公布后的第二天，卡梅伦宣布辞职。一个原本用于解决党内矛盾的政治工具，最终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方向。
此后近十年，英国政坛几乎一直在为这场公投善后。许多英国人后来才发现，脱欧远比竞选口号复杂得多。
后悔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
今年以来，Kevin明显感觉到一个变化。
以前和朋友聚会时，大家聊的是足球、天气和生意。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另一件事：如果当年没有脱欧，现在会不会好一些？
英国脱欧届满10年之际，英国民众对脱欧的态度较10年前似乎出现了变化。
Kevin是坚定的返欧派。他说，如果能重新回到欧盟，英国本身的经济应该会更好，更直观地说是，他的账单肯定会少很多。
伦敦的唐人街（图源：受访者提供）
今年1月，他餐厅的水电气月账单是338英镑，“4月份我的账单已经涨到了400英镑”。为应付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他甚至开始减少烤箱使用、用保温瓶替代反复加热。
在他看来，大多数普通人正在承受同一种压力：物价、能源、房租，以及政策变化。这种压力并没有以单一形式爆发，而是以更日常、更分散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账单、账期、租约、兼职时长。
在考文垂读博士的Erik也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讨论脱欧。过去几年，他过得很辛苦。能源价格上涨后，他不得不增加打工时间来补贴生活费。学校规定每周工作时长不能超过18小时，他便想办法接更多零散工作，“代购、跑腿，甚至帮人代写论文”。
Kevin还观察到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细节。年初的某天，他和朋友去超市，发现前面的一位英国人在听到塑料袋涨价到每个0.5英镑后，选择把一筐刚买到的蔬菜往兜里装。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Kevin说，如今的英国人都开始缩紧口袋了。
而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英国社会情绪也在发生变化。
3月初的银行假日（Bank Holiday，英国的公众假期），Kevin在伯明翰大学附近看到一场排队穿过市中心的集会。人群并不喧闹，更多是一种持续性的表达。他听到，人群里面一直在说要政府控制物价。
不过，与其说这是抗议，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持续的生活压力外化。人们短暂聚集，然后很快回到各自的工作、租房和账单计算中。
Kevin也在这样的背景中生活。
他很少参加这类公共表达，但对变化感受更直接——火车停运、停车费上涨、食材成本增加，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政策调整。“你能做的事情不多，”他说。
斯塔默辞职当天，Kevin打开电视新闻的直播，看着这场熟悉的、发生在唐宁街10号门前的告别演说。
他又一次抱怨起不断上涨的各种费用。十年前，英国人曾经相信，离开欧盟意味着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十年后，首相准备换第七位了，但关于脱欧的争论依然没有结束。
而对于Kevin来说，比起政治口号，他更关心的是下个月餐馆的进货单、不断上涨的能源账单，以及下一次从欧洲其他国家买东西时，还会不会收到新的税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