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际禁毒日为每年6月26日。2026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相比较传统毒品，药物滥用的购买渠道更常见，使用场景更隐蔽。

　　“以前开这个药就是治过敏，从没想过它能被拿来滥用。”2026年6月，某三甲医院急诊医护工作者沈宸收治了一位因过量服用某抗组胺药而中毒的未成年人。

　　沈宸向界面新闻回忆，这位患者到达医院时“头晕伴恶心、呕吐”。毒物检测显示，其服药剂量已超致死量。患者自述过量服药是“为了控制自己的胡思乱想”，此前还曾尝试右美沙芬。

　　医护人员眼中的抗过敏药，在药物滥用者手中变成替代右美沙芬的新选择，类似的“身份错位”正反复发生。面对兼具医疗价值与滥用风险的成瘾性药物，政策制定者需要不断作出权衡——“管慢了”可能助长泛滥，“管严了”可能造成用药不便。

　　界面新闻采访相关专家，试图探讨成瘾性药物如何在管控与“保供应”之间寻找平衡。

　　滥用时是药还是毒？

　　探讨成瘾性药物，需首先了解“精神活性物质”的概念。

　　北京高新医院戒毒科主任、戒毒治疗专家徐杰告诉界面新闻，任何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从而改变人的感知、情绪、意识或行为的物质，都属于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则是精神活性物质中，被法律严格界定并严厉禁止的管制类别。而在普通精神活性物质（如酒精、咖啡因）与非法精神活性物质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成瘾性药物，其中包括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简称麻精药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禁毒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文君告诉界面新闻，界定毒品和药品的关键并非物质本身，而是使用目的、场景与方式。在医师规范指导下用于临床治疗、缓解病症，它就是正规医用药品。如果脱离医疗用途，以滥用来追求精神刺激、追求快感，那么这类具备成瘾性的药物就会产生毒品危害属性。

　　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提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成瘾性药物包裹着医疗“外壳”，因此其滥用往往极具隐蔽性。临床如何识别高滥用风险的药物？以伪装性强、常规毒品尿检常呈阴性的新型毒品为例，徐杰提出几个临床信号：比如患者出现精神症状、意识障碍、心率异常等不典型症状；成瘾物质来源可疑；患者社交圈或消费习惯突变；多种药物混用。

　　此外，徐杰介绍，针对吸毒人员，我国参照国际通行比例，显性与隐性呈1:5的比例。也就是说，登记在册的每1名显性吸毒者背后，对应着约5名未被发现的隐性吸毒者。药物滥用群体则更为隐蔽。

　　面对隐蔽的滥用，临床医生成为识别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徐杰表示，分辨药物风险差异主要从3个维度综合判断。首先是药理学特性，即评估药物的成瘾潜力、戒断反应严重程度和过量使用毒性。其次是患者的用药行为模式，此为核心依据。真正需要药物的患者关注的是治疗效果而非“感觉好不好”。如果患者频繁要求提前续方、剂量越用越大、对特定药物表现异常渴求、拒绝替代治疗，或从多位医生处开药，就需要高度警惕。最后是社会功能影响，即判断药物是否帮助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还是导致其功能退化、社交隔离。

　　徐杰表示，这样的判断并非非黑即白，有些患者最初是治疗需要，后来可能发展为依赖，因此需要动态评估、及时干预。

　　成瘾性药物从“治病”走向“滥用”，背后有多重现实原因。徐杰认为，首先是认知误区。“很多青少年觉得是药而非毒，心理防线低，加上同伴的影响，就容易尝试。”第二，他认为其获取门槛较低。部分药物在管控升级前相对容易获取，网络社交平台、二手交易平台都给隐蔽交易提供了空间。第三，监管的滞后导致新型成瘾物质更新较快，不法分子通过微调化学结构来规避其被列管。第四是网络信息的推波助澜。“网络社群美化了滥用的体验，年轻人容易收到错误信息的引导。”

　　近些年，滥用药物和人群的变化也印证了上述原因。徐杰介绍，以高新医院戒毒科为例，有2个明显变化。首先，滥用物质的种类从传统毒品向药用类麻精药品和未列管成瘾物质拓展。《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提到，我国有关部门2025年查处滥用依托咪酯3.7万人次，同比下降50.3%。而滥用其他药用类麻精药品则有2.2万人次，同比上升36.6%。此外，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的滥用呈蔓延态势，全年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较2024年增加4.3万人次。

　　与此同时，滥用人群还呈现低龄化特点。徐杰补充：“我们医院收治的青少年患者比例在上升，他们很多人是从非处方药或网购物质开始的，且起初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吸毒。这恰恰是最大的危险。”

　　政策何时“升级”？

　　针对成瘾性药物，李文君向界面新闻表示，我国建立了分层递进的阶梯式管控体系。成瘾风险较低的划为普通处方药。成瘾性强、滥用风险突出的，列入麻精药品管制目录从严管理。整个管控体系根据风险高低逐级加码，全程以保障合理用药、防范滥用为核心。

　　李文君介绍，我国药物管控在多年间经历了明显转型。早期多为事后处置，在滥用问题形成规模后出台管控措施。如今，我国已建成全国药物滥用监测网络，转向事前预警、主动防控。

　　她还透露，基于该监测网络，我国成瘾性药物的管控决策由多部门协同推进，流程严谨规范。首先依托监测网络收集滥用数据与典型案例。而后公安、药监、卫健、禁毒等部门联合开展风险评估，并研判成瘾性与社会危害。最终，综合多方结论确定管控等级，相关部门发布政策并配套执行细则。整个过程管理愈发精细化，多部门协同机制不断完善，始终在医疗需求与风险防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针对麻精药品的管制变化，徐杰介绍，我国2013年以前采取的旧管理体系是“一勺烩”管理，将医疗必须药品（如吗啡、地西泮）与纯粹滥用的毒品（如海洛因、冰毒）混在同一目录，这导致了管理逻辑的冲突，政策响应也相对迟缓。2015年，我国首次发布《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单独列管了116种物质。徐杰说，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层面将“药用”与“非药用”物质分离，确立了分类列管的新思路。2025年，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发布《药用类麻醉药品目录（2025年版）》和《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年版）》，共列管128种药物。徐杰认为，这是将2015年以来的实践系统化、制度化，形成了清晰、成熟的“双轨制”管理体系。

　　宏观管理体系的精细化，直接折射在微观的政策出台节奏上。界面新闻梳理发现，2019年，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发布2次精神药品管理的目录调整公告，将含羟考酮复方制剂等品种列入精神药品管理。2019年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施行，这是时隔18年对药品管理法进行的全面修改。2021年，公安部等部门将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和氟胺酮等18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2023年，针对“烟粉”（依托咪酯）等毒品替代物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发布2次麻精药品目录调整公告。

　　不过，李文君也提到，分级管理并不意味着非处方药就无安全隐患。“常规治疗剂量下，具有成瘾隐患的药物风险可控，满足群众轻症自主用药需求，但若超量、长期大量服用，便会产生依赖、致幻等问题。”李文君举例，含麻黄碱复方感冒药、含抗组胺镇静类制剂、含咖啡因复方止痛药等均属此类，大量囤积还存在被提取制毒的风险。

　　她介绍，对于此类非处方药，监管也配套了多重管控手段，如药店限量实名销售、严控批量购入，常态化科普引导规范服药，药监、公安联合查处大规模囤积滥用行为。另外，出现突出滥用隐患时，可动态上调管控等级转为处方药。

　　作为“动态上调”的典型，右美沙芬（单方制剂）近年来的升级路径，清晰地折射出我国阶梯式决策的落地过程。多位受访者向界面新闻表示，近些年，不少药物滥用者都是从右美沙芬开始尝试，其由最初的非处方药，一路上调为处方药，随后被禁止网售，最终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

　　“右美沙芬被列管后，药店的购买渠道基本就被堵死了。”徐杰表示，在政策升级的过程中，他注意到，其所在科室收治的新发右美沙芬依赖患者大幅度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新挑战是，部分依赖者开始转向未列管的替代物质。徐杰观察到，私下交易、暗语沟通、转向未列管的替代物质等方式导致购买渠道的隐蔽性较强，监管面临更大挑战。“这就提醒我们，比起堵住某一个口子，管控要打‘组合拳’。”

　　药物滥用者的普瑞巴林胶囊药盒。李文君告诉界面新闻，我国纳入列管的成瘾性处方药主要包含镇痛、镇咳、镇静催眠、抗癫痫、抗焦虑等品类。（摄影：界面新闻/蔡星卓）

　　面对不断变化的滥用趋势，如何精准把握防线收紧的节点，成为这套阶梯式管控体系运行中的关键。管控何时会升级？徐杰认为，这涉及多个维度：滥用的潜力（即药是否会让人快速“上头”）、成瘾的强度（与戒断难度成正比）、滥用人群的规模和增长趋势、医疗的不可替代性、社会危害程度、是否有替代的治疗方案。“具体而言，如果某种药物表现出滥用人群快速增多，滥用后健康危害严重，社会危害程度较大，且已有相对成熟的替代治疗药物，就应该建议优先考虑升级管控。”

　　李文君从政策与禁毒研判的视角补充，是否升级管控，首要看滥用规模是否形成群体性趋势，尤其是青少年的流行程度。其次要评估滥用后的危害程度，不仅看其对个体是否产生成瘾、精神损害，还要研判其是否可能被作为原料用于制造新型毒品。此外，还要综合研判流通情况，一旦出现批量囤积、流入非法渠道，就要及时提升管制等级，平衡临床用药与滥用风险。

　　政策如何平衡？

　　当政策防线迅速收紧，“防滥用”与“保供应”之间的现实矛盾便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

　　“我角膜神经痛，吃这个药半年了，今天想买药才发现全网没有了。”“（家里）老太太离不了普瑞巴林，神经痛，怎么办？一直网上买。”界面新闻注意到，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网售被禁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少购药不便的评论。对此现象，李文君分析：“部分群众感到购药不便，主要是网络流通渠道收紧后，暂时不适应线下正规购药流程。”

　　“对药品实施列管、叫停网络售卖，绝非限制正常医疗用药，其初衷依然是打击非法倒卖、滥用等乱象。”李文君表示，药品政策制定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充分保障患者合理、科学用药的基本医疗需求；第二，严厉打击药物非法流通、滥用行为；第三，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因此，管控既不能纵容滥用，也不能简单“一刀切”影响正常诊疗。她说，精准管控的路径应当是细化管理规则，区分合法就医购药与非法交易行为，优化处方流转、线下配药流程，做到“管得住乱象、保得住刚需”。

　　为了不让相关患者在严格管理下“无药可治”，徐杰也向界面新闻强调了保障合理“医疗可及性”的必要性，即需要某种药物的患者是否还能合理、合法地拿到药品。他认为，有成瘾风险的药物当然需严格管理，但不能因为有滥用情况就让相关患者无药可治。“如果该药在治疗某些疾病中不可替代，那么管控时必须同时保障合理的医疗可及性，比如开通特殊购药渠道或实行处方备案，给真正需要某种药物的患者保留了一条合法通道。”

　　针对管控后购药不便的现实矛盾，徐杰提出了几条可探索的临床实操路径：一是保障合理的医疗可及性，如允许有资质的专科医生在充分评估后开具处方，实行处方流转和实名追溯，而非“一刀切”禁售；二是建立医院药房或指定药店凭专用处方购药的临时绿色通道，满足急需用药患者的需求；三是为真正需要的患者提供替代药物或非药物的治疗方案；四是加强医生与药师的协作，前者负责病情评估和处方开具，后者负责用药指导，既保障供应又防范滥用。

　　除了在传统临床用药的供需平衡上不断细化规则，监管层面还面临着如何应对新型物质迅速更迭的挑战。李文君坦言，尤其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成瘾物质时，我国过去确实出现过政策响应滞后的情况。例如部分“策划药”伪装成普通药品、保健品流通，隐蔽性极强。对此，有关部门一方面加大市场抽检、流向溯源力度，打击地下生产和违规销售链条。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则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快速识别新型药物变体，缩短响应周期，及时落实管控。

　　政策的落地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闭环。这也意味着政策落地后需开展常态化的综合评估。李文君表示，一方面，要统计涉药违法、药物滥用相关数据，检验管控乱象的成效。另一方面，要收集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反馈，梳理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只有结合评估结果不断优化细则，才能让管控政策在引导科学用药、满足医疗需求、防范药物滥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文中沈宸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