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直接融资占比稳步上升，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同时指出，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2026年前5个月，社会融资（以下简称“社融”）增量中贷款占比相对稍有提升，但伴随下半年政府债券融资规模上升，以及企业信用债券和股权融资规模扩大，下半年股债融资占比有望增加，贷款占比将再度回到50%以下。

　　受访人士指出，股债融资占比走高、贷款“降速提质”的趋势，正在深刻改变银行的生存逻辑。银行需要从“信用中介”向“综合金融服务商”转型。加大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投贷联动等表外业务布局，分享直接融资市场成长的收益。

　　直接融资占比提升改变银行经营方式

　　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金融结构有很多衡量的维度，融资结构是其中最重要的维度。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结构由银行贷款主导，金融市场的规模较小。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直接融资占比稳步上升，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潘功胜指出，从增量看，过去新增间接融资占比长期在80%以上。2025年的社融规模增量中，贷款占比45%；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7%，首次超过贷款；从存量看，20世纪90年代，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占比接近100%；2025年年末，间接融资占比降至2/3左右，直接融资占比上升到1/3左右。

　　而2026年公示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9万亿元，在社融增量中的占比达到51.5%，较2025年全年占比提升6.8个百分点。

　　东方金城首席经济学家王青告诉记者，今年前5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约1.4万亿元，其在社融增量中的占比反而上升，主要源于今年前5个月政府债券融资规模下降，其在社融增量中的占比降至32.4%。

　　今年前5个月社融增量中的股债融资占比为43.3%，相对稍有降低。王青表示，从原因看，今年新增政府债务规模为11.89万亿元，较2025年仅微增300亿元；更重要的是，受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起步有力、稳增长需求迫切性不高等影响，前5个月政府债券融资5.67万亿元，同比少增6352亿元。不过，受政策面支持科创债发行，加之年初以来债券发行成本大幅下行，对企业贷款融资形成替代等影响，1—5月企业信用债券融资1.67万亿元，同比多增7613亿元，在社融增量中的占比升至9.6%。

　　王青表示，伴随下半年政府债券融资规模上升，以及企业信用债券和股权融资规模扩大，下半年股债融资占比有望增加，贷款占比将再度回到50%以下。

　　2026年，政府发布多项推动直接融资发展的政策。4月份，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增设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优质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更好金融服务。建立首次公开发行预先审阅机制，保护优质创新企业技术安全和信息安全。允许首次公开发行在审企业面向老股东开展增资扩股等活动。

　　同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号》发布，扩大战略投资者类型。明确全国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职业）年金基金、商业保险资金、公募基金、银行理财等机构投资者可以作为战略投资者，以耐心资本作为战略性资源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

　　长三角科技产业金融研究联盟秘书长陆岷峰表示，过去银行依赖信贷规模扩张赚取息差的模式面临挑战，但这不等于银行被边缘化。相反，银行需要从“信用中介”向“综合金融服务商”转型。具体而言，一是加大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投贷联动等表外业务布局，分享直接融资市场成长的收益；二是利用自身客户和信息优势，为企业提供财务顾问、并购撮合等增值服务；三是精细化风险管理，在贷款利率下行趋势中通过精准定价和差异化服务维持净息差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型并不会一蹴而就，特别是中小银行所面临的挑战更大，这也需要监管层在资本补充、业务准入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差异化支持。

　　王青表示，未来不仅贷款会持续“降速提质”，而且伴随资本市场成熟发展，“存款搬家”现象也将更为普遍。这意味着，银行要加快财富管理转型，从主要“吃息差”，向更多依靠“投资收益、中间业务收入”模式转变。就融资替代而言，当前银行要强化“以债补贷”，从“单一信贷”转向“贷债并重”。中间收入方面，针对企业发债需求，银行可以通过主承销企业发债获取手续费，再将债券分销给理财之类的资管客户，打通“投行—资管—财富”价值链条，把资金脱媒冲击转化为发展中间业务的契机。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仍需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我国社融增量中股债融资占比达47%，首次超越贷款，但主要依赖政府债券拉动。

　　王青表示，2025年政府债券融资规模为13.84万亿元，占社融增量的38.9%，而企业信用债融资和股权融资规模分别为2.4万亿元和4762亿元，占比分别为6.7%和1.3%，都处于明显偏低水平。这意味着，未来提升企业信用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占比，是优化直接融资结构的主要方向。

　　一位地方银行人士表示，2025年股债融资占比提升，但市场化企业性质的股权融资和企业信用债贡献相对有限。企业信用债市场需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打破“国企信仰”和“城投刚兑”惯性，让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也能够通过合理利差来获得融资，而不是被“一刀切”地拒之门外。同时，股权融资需强化退市制度和并购重组通道，注册制改革不能只解决“进”的问题，“出”的机制如果不畅也会拖累整体融资效率。

　　该人士指出，应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和REITs等工具，盘活存量资产，降低对新增债务的依赖。直接融资比重上升是国家长期倡导的方向，其核心目的是分散风险、降低银行体系的系统性压力，但当前市场化定价能力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仍需深化。

　　未来，如何才能减轻直接融资对政府债的依赖，提升市场化股权、企业债对实体民企、科创中小企业的支撑力度？

　　陆岷峰表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在股权和债券融资中仍然面临门槛高、成本高的现实困境。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信用基础设施薄弱和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后续制度改革上除了加大力度外，主要应当聚焦在三个方向：一是建立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知识产权评估、交易和质押流转平台，让科创企业的专利、技术等“软资产”具备可量化的抵押价值；二是完善债券市场的违约处置和破产重整机制，消除投资者对民企债券“一旦违约血本无归”的恐惧，形成合理的风险溢价区间；三是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新三板、交易所市场的有机衔接，为中小企业提供梯次递进的融资通道。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弱化直接融资对政府债的依赖，让市场化股权和债券真正成为支持民营实体和科创中小企业的源头活水。

　　王青表示，就股权融资而言，关键要畅通未盈利创新企业上市通道。为此，可深化创业板、科创板改革，进一步降低门槛，提高信息披露标准，允许更多未盈利企业按创业板第四套标准上市，或通过科创板成长层IPO。

　　在债券融资方面，王青表示，针对民营企业自身特点，当前要在融资难和融资贵之间做出取舍，优先解决融资难问题。为此，要在信用债发行端切实打破AA级门槛，允许、鼓励低评级民营企业发债。这里的关键是，要逐步放开对各类金融机构投资低评级信用债的显性和隐性限制，建立起成熟的高收益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