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范璐媛

　　从2025年绿色金融目录发布，到今年6月公募可持续投资指引出台，我国可持续金融监管体系持续完善，行业规范化建设驶入快车道。

　　绿色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的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依托顶层政策加码布局，国内可持续金融市场迎来蓬勃发展，绿色债券、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ESG公募基金等多元产品持续扩容，为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注入金融动能。

　　市场规模稳步扩张的同时，行业发展也暴露出短板：不少可持续金融产品存在名不副实、转型绩效挂钩目标模糊、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面对市面上品类繁杂的金融产品，普通投资者很难精准甄别其真实绿色价值与长期投资价值。

　　可持续金融产品成色不足

　　当前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市场。截至2025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4.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2%；2025年新增发行各类绿色债券645只，发行规模1.08万亿元，同比增长58.18%。

　　转型类债券自2021年推出后持续扩容。据大公国际统计，2025年我国境内发行转型类债券97只，规模713.43亿元。截至2025年末，累计发行转型类债券316只，规模2826.45亿元。

　　公募ESG投资快速升温。Wind数据显示，当前国内广义ESG基金规模已达1.5万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为泛ESG基金，投资理念或策略仅覆盖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中的单一维度。

　　市场规模快速扩张之下，各类可持续金融产品的成色、信息披露质量显著分化，一些产品存在名不副实的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邱慈观分析，近年来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一些指引文件，但不同产品的监管尺度不一，执行标准分散，导致产品可持续成色参差不齐：

　　其中，绿色债券成色最高。国内绿色债券落地至今已有十多年，配套监管规则体系最为严格。发行主体需明确披露募集资金投向，项目严格对标国家级绿色目录，同时量化披露碳减排等环境效益指标。绿色信贷情况相似，发展周期久，监管制度成熟。

　　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是“名不副实”的重灾区。这类产品设立的初衷是为高碳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助力企业完成低碳改造，但产品对资金用途约束宽松，仅要求企业完成预设绩效目标即可，但灵活的机制反而滋生了套利空间。

　　“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普遍存在绩效目标积极性不足、挂钩指标偏离核心减排量等问题。”邱慈观指出，“我们依照国际上对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推行的标准评估，国内已发行的两百多只债券中，从碳中和对接评估看，达标的只有个位数。”

　　以挂钩指标为例，不少产品不直接挂钩碳排放数值，而是挂钩间接目标。例如，某大型电力集团发行的可挂钩债券设置的绩效指标为“提高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增长比例”。但装机规模不等同于实际发电量，无法直接体现减排成效。

　　权益市场的ESG基金也长期存在名实脱节、成色不足的问题，例如对ESG议题关切不足，未使用ESG投资策略，或缺少对ESG绩效做考核。

　　“很多ESG产品只是贴了ESG标签，但它们的具体策略可能只是重仓了一些新能源股票，或是做了一些简单的ESG负面筛除，并没有把ESG的因子系统性地纳入投研框架。”中国银河证券ESG首席分析师马宗明举例说。

　　邱慈观进一步表示，传统金融投资聚焦风险与回报两大维度，而ESG基金属于三维度投资产品，除了关切风险与回报、ESG议题基础风险收益数据外，还应当完整披露ESG影响力相关量化指标，例如持仓组合碳排放量、水资源节约成效、ESG相对基准的超额表现等。

　　披露标准体系碎片化

　　各类可持续金融产品的成色为何呈现巨大差异？邱慈观认为，顺着“可持续活动识别—企业信息披露—产品信息披露”的传导逻辑分析，核心原因在于各类产品所适用的分类目录“指引文件”，其完善与成熟度不一。

　　“现阶段国内对于可持续性的识别，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方法。”邱慈观解释，“可持续性活动特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绿色活动，二氧化碳排放近零；第二类属于咖啡色，对应高碳排活动；第三类是赋能型，能帮助咖啡色的活动变成绿色。”

　　针对这三类可持续活动的界定，国内已搭建起三套国家级绿色金融分类目录。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并于2021年完成修订，加快对接国际标准，有效规范了绿色债券的项目投向与市场运行。

　　转型类债券配套分类目录落地较晚。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印发《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针对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咖啡色活动建立判断标准。

　　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项目金融支持目录》，目录在前两份分类文件的基础上优化修订，明确提出目录统一适用于各类绿色金融产品，被业内视为绿色金融领域标准体系从多轨并行到统一标尺的里程碑。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认为，标准体系碎片化提升“识绿”难度，制约了资源配置效率。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制定涉及多个部门，导致标准交叉冲突、缺乏统一性。标准不统一的直接后果是“漂绿”或“染绿”风险上升。部分主体通过包装绿色概念获取低成本资金，而真正的绿色企业反而面临融资困境。同时，绿色项目认定标准多采用产业目录式简单划分，对项目本身的环境效益、技术路径缺乏精细化评估，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马宗明认为，除标准碎片化外，企业底层数据缺失、公募基金ESG投研能力建设滞后，也是制约可持续金融产品信息披露提质的堵点。“当前行业底层数据基础整体薄弱，企业端ESG数据覆盖范围有限，数据精准度也存在短板，转型绩效、碳减排量等核心指标核算标准不统一，社会、治理领域一些新兴维度的数据缺口也比较严重。”

　　打通“企业端—产品端”

　　披露链条

　　邱慈观指出，提升绿色金融产品信息披露质量，不能只停留在完善表层披露框架上，核心是统一、细化分类目录，依靠标准化规则清晰界定各类可持续活动，打通全链条披露通道。

　　“这套标准体系建设周期长、难度高，全球仍处于探索试错阶段，国内的分类目录也在持续修订完善，尚未最终完成。”邱慈观说，“分类目录做好后，绿色、咖啡色活动的判定就有了官方统一标准。标准清晰后，监管层面便可要求发债企业披露可持续业务营收、资本支出、运营支出等量化数据，以此推动高碳企业降碳。”

　　建立分类体系只是第一步，可持续金融产品信息披露还面临多重现实阻碍。在企业端，开展ESG数据归集核算、搭建内部可持续管理制度，都会带来额外运营成本。在产品端，过往ESG基金披露监管约束偏宽松，使得公募基金缺乏充分、细致披露可持续相关信息的动力。

　　2026年6月12日，中基协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可持续投资策略应用指引（试行）》（下称《指引》），首次针对公募基金产品建立系统化可持续投资规范，清晰划定可持续投资基金的认定门槛、投资策略、持仓资产范围与业绩基准相关要求。据秩鼎数据统计，目前市场符合《指引》认定标准的可持续投资策略的基金共359只，总规模3536.08亿元。

　　马宗明表示，新规落地是公募ESG投资规范化发展的重要分界点，监管模式将实现从柔性约束向硬性规则转变。

　　“新规首次明确了ESG基金认定标准，要求80%以上非现金资产执行可持续策略，强制要求筛选策略和整合策略双落地，长期以来ESG基金口径混乱的局面将成为过去式，同时新规也会倒逼基金公司提升ESG管理和投研能力，让投资回归可持续本质。”马宗明说。

　　在邱慈观看来，基金披露意愿不足不单是能力受限。“我们发现同一机构在香港发行的ESG产品就会披露ESG维度的细化指标，在内地发行的就不披露。根源在于港股市场有明确的强制披露要求，且境外机构投资人ESG投资意识更强。内地暂无强制披露要求，基金公司更倾向于减少ESG披露内容，以免引起麻烦。”

　　针对行业现存痛点，马宗明提出三方面建议，全面提升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质量：一是统一标准，强化顶层统筹，多监管部门协同统一全品类可持续金融产品披露标准；二是量化落地，完善量化披露指标，保障数据可对比、可核验；三是压实责任，明确“漂绿”行为判定标准，倒逼金融机构加大ESG投研资源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