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旭北京报道
6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
会议提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
今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走势良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15.3%,较前4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对于我国外贸表现,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用“延续稳定增长”来评价。
从出口看,前5个月11.91万亿元出口额同比增长11.8%。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我国整体出口的超六成,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四成左右。
从进口看,随着国内需求总体改善,前5个月累计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其中,5月当月进口增长21.5%,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超两成。科技含量和绿色水平不断提高,成为货物贸易的鲜明底色。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温彬表示,外贸将继续保持韧性。出口将受益于AI热潮带来的算力基础设施和电力配套设施需求,以及全球绿色转型加速,我国新能源产业出口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内主动扩大进口政策持续落地等因素助推下,进口也有望延续热度。
培育服务贸易竞争力
会议提出,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
今年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潜力被重点关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表示,将会同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出台一系列扩能提质举措,充分挖掘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潜力,“十五五”时期,预计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为服务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技术创新与发展也为有效发挥服务业的优势、促进相关服务业成长、服务于消费升级和国际贸易目标提供了支撑。
“服务业还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服务贸易领域需要强大的服务业作为基础,无论是服务进口还是出口,均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增强服务业发展动能、增加服务消费供给、降低服务消费成本,将对扩内需产生重要作用。”周密说。
支持服务贸易的政策也不断发力。今年4月,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服务贸易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2026—2030年)》,从加快建设服务贸易标准化工作体系、强化重点领域标准供给、推进服务贸易标准国际化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具体安排。
4月27日,商务部发布《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明确,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建设35个左右服务贸易规模居全国前列、高端要素集聚、创新能力突出、辐射作用显著的示范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若干重点服务产业集群,服务出口规模较快增长,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明显提升。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正在缩小。2026年1—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秘书长李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预计“十五五”时期服务贸易有四大增长点:数字与AI服务出口,包括软件服务、云服务、数据服务及AI应用的跨境输出;绿色服务,涵盖碳咨询、绿色认证、能源管理等新兴品类;医疗与健康服务,借助远程医疗和生物医药的技术突破形成出口竞争力;文化与创意服务,依托网络文学、游戏、动漫、短视频等中国文化产品,持续扩大全球影响力。
“这四大增长点将共同构成‘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新名片。”李俊说。
推进两个“一体化”
会议还提出,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
在培育数字贸易领域国际竞争力方面,李俊表示,需要着力突破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瓶颈,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以及建立数字贸易专项促进机制。
李俊建议,第一,在有效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差异化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为低敏感度商业数据的跨境流动提供更清晰的制度通道。
第二,“中国服务”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仍然有限。要支持中国服务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同时,借助重大国际展会、数字贸易博览会等平台,提升中国服务的全球曝光度和信誉度。
第三,推出数字贸易出口信用保险、搭建数字服务出口公共平台、建立数字贸易统计监测体系等,为企业出海提供全链条的政策支撑。
对于“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前者着眼于贸易与投资的协同联动,通过以贸促投、以投带贸,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更深层次布局;后者则强调的是规则衔接、渠道互通和能力共建,通过统一标准、认证、品牌和市场体系,推动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间灵活切换、资源共享,从而增强抗外部冲击能力。
“这两个‘一体化’共同指向提升我国商务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效率,既有助于稳外贸、稳外资,也有助于在复杂国际环境中重塑更具韧性和主动性的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洪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