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可以替代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但永远无法替代人的主体能动性、价值判断和温情。”

　　“避免活成一个‘精于计算却丧失温度’的人，才是AI时代真正的立身之本。”

　　2026年夏，伴随着超1200万高校毕业生步入社会，关于就业竞争、阶层流动以及“AI替代”的讨论在舆论场上不绝于耳。尤其在财经领域，“没有家庭背景不要学金融”的声浪不时泛起；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也让许多年轻学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焦虑”。

　　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未来的金融人才应该如何定位？大学教育又该如何因时而变？

　　7月1日，大江东工作室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作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一路走来的经济学者，他历经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多次结构性变革。在他看来，现代金融必然要求以“能力导向”选拔人才，数字时代的新变局不仅没有关闭普通家庭学子的上升通道，反而为那些能够掌握“元知识”、勇于拥抱AI的行动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比以往更为广阔的超级舞台。

破除“背景论”：

　　没有能力，最后都会亏光

　　在社交媒体的语境中，金融行业常被解构为“资源”与“人脉”的排他性游戏。但刘元春指出，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现代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边界，甚至受到了欧美陈旧金融故事的误导。

　　“从底层逻辑来看，金融资源的流动性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极强的。要让这些资源实现高效配置，最核心的支撑力量不是既有的资本或关系网，而是极度专业的风险识别与定价能力。”刘元春表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大量的金融资源配置是依托国家级平台与实体经济建设来展开的，这一体制特征决定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选贤任能机制有着鲜明的“能力本色”。

　　“事实上，中国金融界的许多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恰恰来自普通甚至是寒门家庭，没有任何所谓的背景。他们完全是凭借大学的系统培养，在最基层的工作中一步步积累专业信用，最终成长为行业翘楚。”刘元春说。

　　这种能力导向不仅存在于中国，即便是美国华尔街和硅谷最前沿的金融创新领域，规则同样如此。刘元春坦言：“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如果没有过硬的专业本领，无法对复杂的科技产业进行精准定价，那么就无法真正进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在这个行业里，无论你手头有多少本金，如果没有驾驭这些金融资源的能力，最终都会亏光。”

　　正因如此，金融行业天然的能力导向属性，决定了它必然不断筛选出人才队伍中最具专业素养的群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上下贯通、流动性强”的特殊属性，更是在机制上保证了领军人才能够不断从最基层涌现。刘元春认为，不必为网络上的“阶层固化论”所困扰，普通家庭的学子只要能扎实掌握本领，在金融研究与实务领域同样大有可为。

“数智新财经”的探索：

　　沉淀“元知识”

　　当“背景”不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变量，如何获取驾驭金融资源的“核心本领”就成了关键。当前，各大高校纷纷推出“金融+数学”“金融+计算机”的双学位组合，但这是否就是应对未来的标准解法？

　　“专业配置不能只是简单的学科拼贴，它必须回应现代金融的真实痛点。”刘元春分析，当前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正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进行深度演进，离岸金融与国际金融等先导领域也在蓬勃发展。金融要想真正跟进这样的时代，本科教育就必须在两个方面狠下功夫：一是理解数字时代财经运行的新规律，二是培养驾驭各种金融定价与风险识别的核心工具和能力。

　　这也就意味着，数学、AI和统计等工具性学科不仅不是点缀，反而是必须夯实的基石。

　　作为国内财经教育的重镇，上海财经大学近年来围绕“数智新财经”的战略转型，推出了一系列重磅改革。刘元春将其概括为三个层面的深度重塑：

　　其一，全面探索数字时代的新规律、新场景与新模式。学校不再孤立地讲授传统金融理论，而是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全方位融入全校的教学体系，让学生在真实的数字场景中理解财经运行的新规律。

　　其二，在培养方案中强化“元知识”的学习。刘元春指出，在AI时代，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传授两类知识：一是AI难以替代的核心能力，二是难以通过简单自学掌握的“元知识”与系统性工具（如高等数学、计量、统计、AI通识基础等）。“对于这种自学难以形成体系的工具性门类，我们在学校教育中进行了强化。”

　　其三，通过复合交叉机制实现弹性培养。一个学位难以容纳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因此，学校不仅通过双学位、微专业、辅修等方式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更通过本硕连读、本硕博一体化等贯通项目，在不同时段实现交叉复合的培养模式，使学生既懂技术，又通业务。

告别技术焦虑：

　　做一个“小步快跑”的行动主义者

　　即便学校在教学上竭力突围，面对千万级规模的同辈竞争和技术变革，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依然难免陷入“本领恐慌”。

　　“不要焦虑。”这是刘元春在多个场合反复传递的观点。但在大变局中，如何才能真正拥有“不焦虑”的底气？他给出了自己的三条行动建议。

　　第一，寻找并相信属于新时代的“场景”。“每一个时代重塑的过程，都会创造出全新的岗位与用武之地。”刘元春认为，与其担忧旧有的工作被AI抢走，不如主动去理解、适应并引领因技术变革而诞生的新场景，提前掌握那些能够与新范式兼容的技能。

　　第二，做一个“小步快跑”的行动主义者。AI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飞跃，更是知识传播与创新范式的革命。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空想”和“等待”只会加剧焦虑。“我们必须要在小步快跑中实现快速的迭代，在元知识体系和核心能力体系上真正下功夫”。

　　第三，将“超级时代”视作超级机遇。在刘元春看来，当前正在经历的科技与智力模式革命，比第二次产业革命更为深刻、更为伟大。“这是一个超级时代，新要求必然提供新机遇，也提供了成就大事业的平台。就像马斯克之所以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创新引领者，正是因为他敢于直接面对这个时代的底层变局”。

　　在谈及技术变迁与个人价值时，刘元春在今年上财的毕业典礼上深情寄语毕业生：AI可以替代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但永远无法替代人的主体能动性、价值判断和温情。避免活成一个“精于计算却丧失温度”的人，才是AI时代真正的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