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起，欧盟取消小额包裹免税的做法，对所有来自欧盟以外低于150欧元的包裹加征3欧元的固定关税，而且同一包裹内不同类别的商品还需分别叠加缴税。欧盟新政不仅涉及3欧元固定费，还将关联提升海关行政处理费等费用，这将大幅增加相关交易和程序成本，重构全球小额跨境商品的流通规则和竞争格局，尤其是对中国跨境电商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仅欧盟就进口了46亿件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商品，这比2022年增长近5倍，日均快件达1200万件。据德国媒体报道，去年进入欧盟的低价包裹已高达58亿件。数据还显示，2024年所有价值低于150欧元的电商包裹中有91%来自中国。

　　中国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欧洲对小额包裹收费的措施主要针对中国，甚至将其与欧盟近来不断放风“反抗中国冲击”、出台系列贸易反制措施联系起来，预测这意味着中欧贸易争端在升级，是贸易战的前奏。

　　欧盟方面则认为，大量跨境小额商品进入欧盟，对欧盟本土零售商业和供应链形成剧烈冲击，且商品通过邮寄直达客户也使海关和质检机构应接不暇，导致严重的漏税问题；货物质量参差不齐，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已出现大量投诉；仿冒商品大量流通严重损伤了正牌企业和行业的利益与信誉。

　　欧盟取消小额低值邮件免税措施，实质上对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利益构成重大影响。中国跨境电商依托国内完备的轻工制造业供应链，长期以高性价比日用小商品为核心品类，借助小额直邮模式深耕欧盟市场，免税政策带来的成本优势是其核心竞争力支撑。欧盟新政落地后，所有入境商品不仅需缴纳增值税，还要承担商品合规系统对接、清关流程优化带来的附加运营成本。这意味着，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综合运营成本将普遍上涨，其中，仅每件包裹3欧元固定关税一项就会造成上百亿欧元的成本。对大量依赖薄利多销的中小卖家而言，本就有限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只能通过提价转嫁成本，进而丧失核心价格优势，部分卖家将被迫缩减欧盟市场布局甚至彻底退出。叠加欧盟后续可能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包装环保、产品安全合规等配套监管要求，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在欧经营门槛将持续抬高，行业整体进入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转型的深度调整期。

　　欧盟对小额邮递包裹进口征税既对中国跨境电商企业造成显著利益冲击，也折射出欧盟传统零售经济形态在数字时代的转型困境。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洲民众近年来对线上购物的接受度在持续提升，2024年，77%的欧盟互联网用户有过网购行为，相较于2014年的59%实现大幅增长。25至34岁群体网购占比最高，达89%，即便是65至74岁的老年群体，也有53%会在线上下单。欧盟推出跨境包裹固定关税新政，深层逻辑不仅仅是增税，而是制度性防御中国跨境电商。海量小包裹挤压欧洲本土零售业，欧盟试图抹平亚洲成本优势、留存本地消费。但保护主义难以扭转全球供应链逻辑，反而加速电商巨头本土化备货和海外仓转型，规避新规带来的成本。更关键的是，欧盟已经出现庞大的在线购物消费市场，即便没有中国电商，也会深刻冲击传统零售业和供应链生态。

　　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在流通领域的典型形态，它重构全球贸易链路、压缩多层中间分销环节，大幅提升商品流通整体效率，让消费者以更低成本获取更丰富的全球商品选择，是零售业态升级的必然趋势。相较于传统贸易模式，跨境电商极大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全球贸易的门槛，推动全球零售市场扁平化与普惠化，是数字时代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代表着流通领域的生产力升级。

　　欧盟作为传统线下零售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其本土零售体系以街区商铺、连锁超市、专业市集等线下形态为核心，早已形成稳固的产业利益格局与就业生态。大量依赖线下客流的中小商户、家族式商铺缺乏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与动力，面对跨境电商带来的市场分流与竞争冲击，没有主动适应时代变化、实现数字化转型，而是更多依托行业诉求推动监管政策调整，通过抬高外部市场准入门槛保护本土传统业态的生存空间。从经济逻辑来看，这是阻碍新形态发展的：它虽在短期内延缓了跨境电商对本土零售的冲击，保护了传统业态的既得利益，但长期会抑制欧盟数字零售领域的创新活力，降低市场整体流通效率，延缓本土零售经济向数字化、全球化转型的节奏，本质上是传统业态对数字新经济形态的被动抵御，而非主动顺应时代的转型选择。

　　针对欧盟新政，有欧洲社会学者认为，电商快递过度发展，在方便个人购买行为的同时，也持续挤压线下零售的生存空间，进而减少人的社会活动，压缩社会活动空间，街区商铺持续衰落，直接消解社区公共性。原本承载社交功能的商业空间逐步消失，社会原子化趋势加剧，使个体的社会性不断退化。这种“去社会化”的代价无法通过消费额、流通效率等经济指标量化，却会对社区凝聚力、社会归属感乃至个体心理健康产生长期深层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欧盟收紧低值包裹政策，也是其社会文化与治理逻辑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自然抵抗，是对零售社会属性的捍卫。

　　综上观之，需要多维度看待欧盟对小额包裹进口加税新政。这一方面对中国跨境电商行业产生深刻影响，将迫使企业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优化海外仓布局、强化合规能力等方式化解影响，推动产业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升级，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变化中保持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欧洲传统零售业难以适应人工智能和数字时代行业形态变化带来的变化与冲击，不得不暂时依靠关税手段自我保护，但被动防御解决不了欧盟销售领域供应模式和运营形态落后、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消费市场需求、缺乏全球竞争力的问题，这靠关税是解决不了的。尽管如此，如何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视线下商业的社会价值，平衡技术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避免过度电商化带来的社会疏离问题，实现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发展，欧洲的一些思考也有启发意义。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