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证监会及各地证监局官网梳理发现，截至2026年7月6日，今年以来相关监管机构已累计向证券公司开出150余张罚单，覆盖券商近60家。其中，多数机构收到警示函，少数被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等更重行政监管措施，天风证券、中天国富证券则领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从往年券商处罚情况来看，业务条线罚单的结构性变化是重要特征之一——经纪业务反超投行，时隔多年重回违规高发区榜首。更大的变量在于追责逻辑的重构：个人罚单占比已达半数左右，“机构+个人”双向问责已成常态。与此同时，暂停业务类“资格罚”开始落地——罚款之外开始“停业务”，组合拳从口头警告变成了真金白银的生存压力。

　　更多趋势和细节，隐藏在处罚事由之中。

　　经纪业务：流量变现场景催生新裂缝

　　在早年间的监管格局中，经纪业务因营业部数量众多，历来是罚单高发区。2023年至2025年间，随着监管持续压实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投行罚单一度反超。如今，随着投行历史问题的逐步出清，经纪业务再度成为年内券商处罚最多的业务板块。

　　经纪业务罚单中，“内控与合规管理不到位”几乎是每张营业部罚单的标配，但其内涵正在从“制度有没有”延伸到“执行实不实”。回访留痕不完整、投诉处理岗位未有效分离、合规培训流于形式——这些曾经被归为“小毛病”的操作疏漏，如今被一一拎出。更值得关注的是，华泰证券西宁新宁路营业部因“招待费使用无事前审批、报销未体现具体用途”被点名，意味着财务报销流程已被纳入监管视野，监管正向更细颗粒度的操作环节渗透。

　　从业人员违规执业的手段多种多样，私下接受客户委托、操作客户证券账户、聘任未取得从业资格的人员——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仍在反复。而湘财证券广州大道北营业部一位员工同时踩中“误导性陈述、向不适当客户推荐产品、代填风险测评、返还手续费”四条红线，揭开了销售环节从误导到代填再到返费的“全链条失守”。

　　营销招揽的违规同样顽固。委托第三方招揽客户、赠送实物礼品引流、客户经理异地展业不考勤——这些手法并不新鲜，但屡禁不止。本质上，这是营业部在传统获客模式失效后的应激反应，而监管的态度是：压力不能成为越界的理由。

　　比共性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三类“新裂缝”。

　　两融绕标：从“理解偏差”到“主动开绿灯”。典型绕标操作路径为：通过“融资买入ETF→卖出得现金→买入非标的股票”等操作，把本该专款专用的两融资金“变”出来买限制名单里的股票。行情回暖时这种需求尤其旺盛。部分券商的问题已从“对规则理解不充分”升级到“为客户绕标提供便利”——从被动失误到主动配合，性质完全不同。

　　企业微信成监管盲区。 企业微信本应是公司可审计、可留痕的合规通道，但不少营业部把它当成了员工的私域流量池——发产品推介、收客户资料、谈佣金返还，公司连“谁在发、发什么、发给谁”都答不上来。多家券商被指“对分支机构使用企业微信开展经纪业务统一管理不到位”“与互联网第三方平台营销合作管控不到位”，背后是线上展业场景下合规管控的脱节。记者了解到，有些券商已经要求全体人员展业必须通过企业微信，不可再用个人微信账户进行展业。

　　KPI指挥棒下的激励异化。首发基金过度激励、基金销售与新开户和交易量直接挂钩——这些考核方式把理财经理推向了“卖出去就行”的单向轨道。首发基金有渠道费、有管理费分成，考核一挂上去，理财经理就有了把R4产品塞给R3客户的动力。监管反复喊话要从“规模导向”切换到“投资人利益导向”，但一线营业部的考核惯性极重：激励方案不改，违规操作难免，罚单也就自然不会停。

　　投行业务：债券承销成重灾区

　　投行罚单中，债券承销已取代IPO保荐成为合规风险最集中的环节。国信证券、太平洋证券、中天国富证券、华西证券、东兴证券、中山证券等多家机构上半年密集收到债券相关监管函。

　　问题集中在三个环节：尽调环节，财通证券“对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财务会计信息等重大事项核查不充分”；太平洋证券“对质控内核提出的意见回复不到位”。受托管理环节，联储证券“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监督不到位”“未能及时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中山证券在正荣地产控股债券项目中，同时踩中“未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未能督促发行人规范披露定期报告中受限资产”“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内容编写错误”“信用风险管理不到位”四个雷区。内控环节，中天国富证券被证监会指出“债券内控把关不严，个别项目质控内核履职不到位”“未对簿记现场进行严格管理”，华金证券甚至被查出“将债券发行利率与承销费用挂钩”——直接挑战发行定价的公允性底线。

　　这批被点名的券商中，中天国富证券的案例尤为典型，足以让全行业重新审视存量项目的风险敞口。河北证监局查明，中天国富在担任东旭光电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财务顾问期间，出具的财务顾问报告等文件存在虚假记载。东旭光电2015年至2019年通过虚构业务虚增收入167.60亿元、虚增利润56.27亿元，2015年至2022年向控股股东东旭集团及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205.44亿元。

　　中天国富的尽职调查漏洞触目惊心：对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依赖审计机构意见”，未做独立判断；仅获取部分合同文本，未获取产品出库单、物流记录；抽取的多份销售合同中，销售1套设备和3套设备的设备清单完全一致；采购合同中部分供应商注册地址门牌号紧邻；公司治理核查仅调取了部分三会决议、仅访谈了董事会秘书一人；持续督导期对重组标的四川旭虹的销售核查中，未获取货物物流运输单，部分销售合同无收货地址或地址明显异常。河北证监局对其财务顾问业务，没收业务收入283.02万元、罚款1415.09万元，暂停财务顾问业务许可6个月；承销业务没收违法所得2547.17万元、罚款60万元；2名项目主办人合计被罚款80万元。

　　华林证券的案例则揭示了持续督导的“长尾风险”。深圳证监局对华林证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作为亿利洁能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持续督导机构，华林证券核查程序不充分，未发现亿利洁能存在募集资金被占用、关联担保未及时披露等问题。追责时间跨度长达10年，存量项目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免于追责。保荐代表人分类名单显示，上半年已有数十名保代受到自律处罚或监管处罚，多名保代被纳入保荐代表人分类名单D类，追责已穿透到个人。

　　公司治理：反洗钱升级，衍生品“绕道”露头

　　如果说经纪业务和投行的罚单是业务层面的违规，那么反洗钱和公司治理领域的处罚，揭示的是更深层的系统性问题。

　　反洗钱监管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2026年以来，8家券商收到央行反洗钱罚单，合计金额超过800万元。受罚机构清一色是中小券商，无一家头部券商，这与2023—2024年头部券商屡屡领到大额反洗钱罚单的格局形成明显反差。违规事由高度集中在“未按要求做客户尽职调查”和“未依规报告可疑交易”，但真正的升级信号在于追责口径的变化。部分机构被认定的理由是“未按规定制定、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未按照规定根据风险制定洗钱风险管理制度”——这和“某笔交易漏报了”不在一个追责层级。监管查的不再是单点操作失误，而是制度本身有没有、合不合理。

　　这一变化与2025年1月新反洗钱法的实施密切相关，“客户身份识别”升级为“客户尽职调查”，“风险为本”替代“规则为本”，处罚档次全面上调。江海证券是“双罚”的典型样本——除机构被罚145万余元外，两名履职人员分别被追缴1.5万元和1.1万元。反洗钱合规已从“操作层面的填空题”变成了“顶层设计的选择题”。

　　场外衍生品业务则成为新的风险爆发点。国泰海通证券因“与非专业机构投资者开展场外期权交易”且未能有效监测，特别是存在“个别从业人员协助非专业机构投资者开展交易”的情形，被上海证监局出具警示函。这标志着违规形态已从被动放松准入转向主动协助绕道，衍生品业务的风险隔离墙面临被掏空的危险。

　　此外，天风证券收到的“打包式”罚单极具警示意义，其不仅涉及员工推介非代销产品、违规销售私募，更牵扯出公司治理的深层次问题：为股东及关联人提供巨额融资、年报存在重大遗漏，最终导致公司被罚1500万元，时任董事长以及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被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这一案例与国投证券北京两家营业部负责人违规在体系外营利性机构任职、光大证券境外子公司治理程序缺失等问题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部分券商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合规风控上的溃败。

　　总体来看，2026年以来的150余张罚单，既是监管“长牙带刺”的具象化，也是行业转型阵痛的折射。无论是经纪业务的流量焦虑、投行业务的诚信危机，还是公司治理的深层裂痕，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当行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合规已不再是被动应对的成本中心，而是关乎生存的生命线。对于券商而言，唯有将合规内控真正嵌入业务流程、考核体系与技术系统，方能在这轮严监管周期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