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十二年，全球首款实体瘤CAR-T产品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商品名：恺力美）正式获批上市，用于治疗Claudin18.2阳性、HER2阴性、至少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食管胃结合部腺癌。

　　在此之前，全球已上市的CAR-T产品无一例外，全部针对血液肿瘤。而占癌症发病人数90%的实体瘤患者，始终被挡在细胞治疗的大门之外。舒瑞基奥仑赛的获批，意味着这道大门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得知消息那一刻，科济药业（02171.HK）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宗海心里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坦言，“获批总归是好事，因为确实有很多病人在等待，有的病人也等得比较着急。”

　　“不过，都过去了，往前看。”面对这份划时代的成果，李宗海并未沉溺于喜悦太久。对他和团队而言，新药获批只是起点，如何惠及更多的患者，眼下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获批次日，科济药业公布了舒瑞基奥仑赛的挂网价，99万元/人份。质疑随即涌来，#胃癌晚期特效药99万一针多活2.43个月#的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破亿，公众围绕其临床价值与可及性展开激烈讨论。

　　“2.43个月”这一数字，源于舒瑞基奥仑赛II期研究的意向性治疗（ITT）分析。《柳叶刀》刊发的临床研究显示，共156例患者随机入组，其中试验组104例（接受舒瑞基奥仑赛输注），对照组52例（接受研究者选择的治疗）。试验组中位总生存期（mOS）为7.92个月，对照组为5.49个月，差值恰为2.43个月。

　　时代财经了解到，ITT分析纳入的是所有随机分组患者，无论其是否实际接受了舒瑞基奥仑赛治疗。具体来看，在试验组的104人中，有16人由于在采血到回输之间的制备窗口期中病情恶化，等不到制备完成病情就进展了，这16人的疗效也被算进治疗组，拉低了治疗组输注人群的数据；而对照组52人中有20人在进展后交叉接受了舒瑞基奥仑赛治疗，其生存获益被计入了对照组，进而抬高了对照组的疗效。两种因素叠加，使得两组中位数的简单相减无法准确反映治疗本身的真实效果。

　　《柳叶刀》发布的另一组数据提供了更真实的视角，倘若按照实际是否接受舒瑞基奥仑赛治疗来重新分组，真正接受治疗的患者（108人），中位总生存期达到9.17个月；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28人），中位总生存期只有3.98个月，差距扩大到5.2个月。

　　“对于这些中位生存期只有2～3个月的三线或以上晚期胃癌患者来说，能够延长近半年的生命已经实属不易。毕竟，胃癌是一种每十年才能延长1个月生存的癌症，即使是之前已获批的靶向治疗药物，在一线治疗也仅能延长2～3个月总生存期。”李宗海说。

　　此外，中位生存期仅反映平均水平，部分患者的实际获益远超这一数字。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公布的长期随访数据显示，其中2例患者在接受舒瑞基奥仑赛输注后获得手术机会并成功完成手术。至数据截止日，这两名患者的生存期已分别达到58.1个月和51.1个月。李宗海向时代财经指出，这也意味着，舒瑞基奥仑赛的获批，不仅是对晚期三线或以上的患者，对那些期望能获得手术机会并能实现长期生存的晚期早线患者也带来了潜在治愈的希望。

　　不过，在国内现有的支付体系下，可及性始终是自体CAR-T疗法难以绕开的难题。李宗海向时代财经坦言，价格确实是当前很大的一个挑战，尽管舒瑞基奥仑赛的定价已比现有血液瘤CAR-T产品低了10万到30万元，但对老百姓来说还不够。商保和惠民保如果能报销一部分，确实能覆盖部分患者，但肯定还有不少病人用不起。这也是目前所有自体CAR-T商业化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面对多数患者无力支付的现实，李宗海和科济药业选择进一步前行，全力投入通用型CAR-T和体内CAR-T。自体CAR-T的造价高昂，根源在于“一人一药”的生产模式。通用型CAR-T和体内CAR-T则有望从根本上降低成本，大幅提升可及性。

　　据李宗海透露，目前，科济药业的通用型CAR-T已有两款产品递交IND（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据积极，完全缓解率达到70%以上，与自体CAR-T相当。针对胃癌和肝癌的通用型CAR-T正在推进IIT试验，而肝癌项目是李宗海“心心念念要重新做起来”的方向。

　　2015年，李宗海团队和彼时仁济医院翟博教授团队启动了全球首个靶向GPC3蛋白的CAR-T治疗晚期肝癌临床试验。两名患者当时情况并不乐观，经过局部治疗联合CAR-T输注，如今分别实现无瘤生存11年和10年，无需服用任何药物。

　　“翟博教授最近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们都感慨，这简直是个奇迹。”说这句话时，李宗海的语气里仍难掩激动。

　　对于他而言，将通用型CAR-T和体内CAR-T两条路线并行，目的是希望给老百姓做出用得起的药物。“不然天天面对病人用不起，作为一个中国的研发者，心里还是挺难受的。”他表示。

　　在过往的报道中，李宗海常被贴上“本土科学家”“土博士”的标签。对此，他向时代财经坦然回应道，“不管是‘土博士’还是‘洋博士’，只要对国家有利，都是好博士。至少说明你在本土成长，也能为国家做贡献，也能做出原创性的新药来。”

　　当被问及下一个十年科济药业的发展主线时，李宗海表示，“说实话，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想这个。”停顿了片刻，他补充道，科济药业还是要成为CAR-T领域的领军者，更重要的是将创新技术真正落地，去攻克一些难治的肿瘤，比如急性髓性白血病、胰腺癌、脑胶质瘤，这些几十年来都缺乏有效药物的领域，“能够真正改变一点历史”。

　　舒瑞基奥仑赛获批后的第三天，一名病理诊断为CLDN18.2阳性、HER2阴性的晚期胃癌患者完成T细胞采集，他将成为全球首例接受商业化实体瘤CAR-T治疗的患者；7月6日，一位新西兰籍患者也借助免签政策来中国上海完成细胞采集，他将成为首例接受商业化实体瘤CAR-T治疗的外籍患者。

　　从2014年申请专利，到如今首例商业化患者完成采集，这条路李宗海和科济药业走了整整十二年。对于一位在无人区里跋涉了十多年的人而言，时间或许从来不是问题。

　　“价格是很大的挑战”

　　时代财经：舒瑞基奥仑赛最终定价99万元，这个价格是怎么考虑的？是否已经是企业方能给出的最大让步？

　　李宗海：价格确实是当前很大的挑战，对国内很多患者来说，还是用不起。我们从一开始定价就要做目前单针最便宜的CAR-T产品，所以比现有血液瘤CAR-T产品低了10万到30万元。虽然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不够，但商业保险和惠民保的准入就很关键，如果像上海沪惠保那样能报销几十万，整体压力会小很多；我们也会给经济困难的国内全自费患者一些优惠，当然现在具体优惠措施还不方便细讲。我认为，以上这些还是能解决不少患者的可及性问题的。

　　定价上，我当然希望更多老百姓能用上，毕竟倾注了太多心血。但站在企业的角度，定价也要留点空间，商保要折价，海外市场也要考虑，很难说哪个是最准确的。所以在当前，价格只能是相对合理，毕竟还要到海外去，这个价格体系也得从全球定价角度综合考虑。

　　时代财经：但高昂的售价始终是制约CAR-T产品商业化的核心障碍。

　　李宗海：从销量方面来看，我并不太担心。病人基数在那里，国内一年约36万胃癌新发病人，哪怕只有5%、10%的病人有商保或重疾险，市场需求也在。舒瑞基奥仑赛获批后的这两天，找我们咨询的病人太多了。海外的患者也不少，美国、印度、黎巴嫩、韩国都有病人在问，有的病人已经来到上海、广州找中国医生治疗。因此我不太担心这个产品的销量问题，我更关心的是，每一个病人花这个钱，如何才能最大化生存获益。

　　时代财经：去年4月您在接受我们专访时曾表示，舒瑞基奥仑赛的海外商业化以BD为主，现在还是坚持这个策略吗？目前是否有MNC（跨国药企）表达类似意向？

　　李宗海：海外商业化目前还是分区域来推进。新加坡和香港可直接递交上市申请；美国方面，我们正与当地医生沟通推进策略，他们不仅关注胃癌，也看到了舒瑞基奥仑赛在胰腺癌治疗上的潜力，相关探讨正在积极进行。目前我们正在打造国际化团队，临床方案也在同步规划中。

　　我们之前在美国启动过舒瑞基奥仑赛的临床试验，后因工厂问题被叫停搁置。2024年12月，美国FDA已同意重启，但中国这边的入组早在2024年七八月就已结束，重启时间偏晚。因此，我们目前的思路是以中国临床数据与FDA沟通，明确美国方面还需补充哪些工作。考虑到胃癌在美国属于罕见肿瘤，年新发病例仅约2.7万例，若照搬传统路径，投入大，未必划算。另外一点，现在正在和美国医生探讨进入早线临床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在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些早线的临床数据。

　　“活下来最重要”

　　时代财经：从正式立项到获批上市，舒瑞基奥仑赛总计耗时多久，累计研发投入大概在什么量级？

　　李宗海：我们在2014年就申请了针对Claudin18.2靶点的CAR-T专利，大概在2017年启动临床试验，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研发投入肯定有好几个亿，但具体数字我们没有专门核算过。

　　时代财经：在推进过程中，团队做出的最关键的战略决策是什么？

　　李宗海：说到底还是回到科学本身，那么难，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首先是选好靶点，做好整体设计，摸索临床方案，确定适应症和给药剂量，同时也要选对合作伙伴，他们才能从临床角度提供深入的洞察，包括关键临床研究的设计。

　　产品的成功，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构思和设计；其次要找到优秀的研究者和合作伙伴，才能顺利推进。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时代财经：有哪些至暗时刻或决定性瞬间是您至今记忆犹新的？

　　李宗海：当时最困难的事情还是没钱。2020年，我们实际上已经到了借钱发工资的程度，公司整体是负债的。个人的压力肯定很大，但大又能怎么办，只能扛着。有位高管知道公司困难，主动提出降薪，我说你降薪有啥用，你有这份心我很感激，但一旦降薪，整个公司的士气就散了。而且降一个人的不行，连带其他人的一起降更不行。

　　那时候舒瑞基奥仑赛刚好处于一期启动阶段，我们也想过把管线BD出去，找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来分担压力，但当时正值疫情期间，和海外公司沟通本来就难，BD这种事也不是想谈就能马上落地，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后来是天使投资人、股东、朋友、银行一起借钱给公司，才坚持过来。

　　时代财经：当时公司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李宗海：活下来最重要。只要熬过去、有钱了，第二年就能上市（科济药业于2021年6月18日在港股上市）。当时，公司针对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产品泽沃基奥仑赛注射液已经进入关键临床阶段，符合申报上市的条件，所以只要融到资金，就可以申报IPO。

　　时代财经：真正渡过资金紧张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李宗海：IPO上市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现金流去抗打。对创新药企业来说，抗打能力真的太重要了。2020年我们融了1.86亿美元，中间高瓴又追加了1000万美元；2021年上市后又募集了约4亿美元，加起来差不多6亿美元。6亿美元对我这种节俭的人来说，还是可以的，也让公司更加抗打。

　　这些年我们经历了不少事，比如美国临床试验被暂停过，但也扛过来了。现在公司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健康的阶段，两款产品获批上市，收入也在慢慢提升，现金消耗不像在美国开临床时那么快，每年大概控制在3亿到5亿元。再加上产品收入，未来几年现金流应该还算稳健的。

　　更重要的是，在技术层面，我们也实现了跃迁。通用型CAR-T技术目前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体内CAR-T也有望做到世界领先。自体CAR-T时代，可及性始终是个难题，而现在我们正在逐步进入老百姓用得起的新阶段，这对做药的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从自体CAR-T到通用型CAR-T、体内CAR-T，技术跃迁的储备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下饺子”，一个个管线往前推，持续创造价值。当然，价值的兑现最终还需要时间。

　　押注通用型CAR-T和体内CAR-T

　　时代财经：科济药业目前正“All in”通用型CAR-T和体内CAR-T。二者的研发进度目前如何？相比现有的自体CAR-T，三者在疗效和成本上的差异如何？

　　李宗海：体内CAR-T方面，我们正在推进IIT研究。通用型CAR-T已有两款产品递交IND申请，公开数据很积极，完全缓解率达70%以上，与自体CAR-T相当。

　　通用型CAR-T最大的难点在于扩增，而我们的扩增能力目前已与自体CAR-T持平，甚至略优。我们正与徐瑞华院士团队、沈琳教授团队合作推进胃癌通用型CAR-T的IIT试验。明年，我们还计划递交针对肝癌的通用型CAR-T临床试验申请，肝癌项目是我一直心心念念要重新做启动的方向。

　　2015年，我与仁济医院翟博教授团队合作，用CAR-T治疗了两例晚期肝癌患者。翟教授最近告诉我，这两名患者已分别实现无瘤生存11年和10年，未再用任何药物。我们都感慨，这简直是个奇迹。可以说，我们当时一起趟的路，为后面的成功做了铺垫。

　　成本方面，通用型CAR-T总体可控，而体内CAR-T尚不确定，主要与剂量相关，不同适应症对剂量的需求差异可能较大。疗效目前也很难一概而论，最终仍需结合剂量等多重因素判断。

　　时代财经：科济药业的通用型CAR-T主要针对胃癌和肝癌，为什么首选这两个癌种？是考虑到中国是胃癌和肝癌大国，患者基数大吗？

　　李宗海：这当然是一个考量因素。不然的话，我也可以选其他靶点，去做别的癌种。但既然要做，首先还是想着怎么解决中国老百姓的疾病问题。

　　时代财经：有业内人士提到，通用型CAR-T本质上是一种介于自体CAR-T和体内CAR-T之间的过渡性产品，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收缩或砍掉通用型CAR-T的管线，因为体内CAR-T的流通性更好、成本也更低。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李宗海：有的公司砍掉通用型CAR-T，我觉得很正常。大部分公司的通用型技术其实并没有真正过关，核心问题在于免疫排异没解决好。

　　时代财经：您预计通用型CAR-T和体内CAR-T真正实现在临床应用最快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自体CAR-T还有竞争优势吗？会不会被淘汰掉？

　　李宗海：短期内针对实体瘤的自体CAR-T要被淘汰还是很难的，长远来看是有可能。毕竟实体瘤自体CAR-T本就难度大，多年下来真正跑通的产品也只有我们这一款。

　　针对实体瘤的通用型CAR-T做出来还是有希望的，但体内CAR-T挑战更大，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转导效率太低。靠打针进去的病毒载体，转导效率远远不够。现在很多体内CAR-T聚焦的还是淋巴瘤，若转向实体瘤，CAR-T细胞数量本来就少，还要有效浸润肿瘤，肿瘤微环境又更差，你怎么扩增得起来？一个是进去难，一个是进去量少，扩增更难。因此，从实体瘤领域来看，通用型CAR-T成功的概率可能更高。

　　不过，我们也在布局针对实体瘤的体内CAR-T，因为我们的转导效率比较高。与Kelonia相比，我们的转导效率高出十倍左右，这也给了我们在实体瘤领域做出更大突破的信心。当然，最终的成败仍需临床验证，但我们的技术底子比较扎实，不敢说百分之百成功，但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成功的概率会逐步提升。

　　两条技术路线我们都有布局，归根到底，还是要想办法给老百姓做出用得起的药。不然天天面对病人用不起，作为一个中国的研发者，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能改变一点历史，人生就值了”

　　时代财经：观察您过往的公开访谈，无论是科研、创业还是经营，您似乎很少被杂念干扰，更多是坚定地选择并专注做自己认可的事情。如果提炼一套属于您个人的“成事方法论”，核心会是什么？

　　李宗海：我认为，核心在于果断和专注。做事不能拖泥带水，认定方向就要All in。任何一个细分赛道都挤满了竞争者，你没有三头六臂，如果这里弄一下，那里弄一下，精力必然分散，凭什么你能成为最好的那个？一辈子能把几件关键的事做好，就已经很值了。

　　举个例子，当年我做的Claudin18.2单抗是国内本土第一个拿到临床批件的，但后来发现做出来的抗体类药物差异化有限，大家做得都差不多，不如转向更有创新空间、更能解决实际问题的CAR-T。短期看是舍弃了一些东西，长期来看，专注更有价值的方向，创造的价值反而更大。

　　All in的好处就是让你足够专注。光这一个赛道，要琢磨的细节就很多，有些东西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现在每个周末还要看早研和工艺方面的工作汇报，这两者密切相关，必须统筹规划，才能做得好、做得快。你既要又要还要，什么都想抓，结果往往什么都抓不住。

　　以前我还能兼顾管理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实在没有那个精力，再管下去对大家也不负责任。一个人得有担当，对自己有要求，这个要求不是对别人的，是对自己内心的。归根结底，还是要把事情做好，做更有价值的事。

　　时代财经：科济药业吸引了高瓴、礼来亚洲、软银等顶级资本，也吸引了大批海归人才。吸引他们的核心是什么？

　　李宗海：投资人从没说过为什么投我。但我觉得核心可能是专注。第一，你作为一个教授，愿意全职扎进来，投资人会觉得你是认真的。换位思考，创始人如果还有那么多退路，谁会放心投你？

　　第二，我们长期深耕CAR-T，做的是世界领先的工作，对有冒险精神的投资人是有吸引力的。

　　第三，CAR-T这个赛道足够大，我们又是引领者。不同阶段投资人的投资人逻辑不同，但都有自己的一套算法。早期的投资人可能会算赔率，他们看重这个赛道前景好，投几家，只要一家成功就能赚回来；后期的投资人可能更看重确定性，我们当时有两个产品快要上市，其他管线也在持续产出，他们会算收入、利润、市值天花板在哪儿，不过本质还是赔率。

　　最早的，像我的天使投资人，更多是情感因素。他不懂这个行业，觉得事情有意义就投了。当年连协议都还没签，钱就打了过来。2020年最困难时，他又二话不说打了2500万。我说哪有像你这么傻的，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但这种信任，说到底还是因为私人感情，大家像兄弟一样。

　　时代财经：国内Biotech发展成Biopharma后，该走向哪里？市场期待中国版MNC，但二级市场又很难支持。像国内头部创新药企的BD交易，业内也存在争议，认为是在卖青苗。您怎么看？

　　李宗海：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药品支付市场。以PD-1为例，我们的价格和美国相差33倍，你手机、汽车会差33倍吗？国内依靠价格战，利润更小。不出海、不和跨国药企合作，怎么办？

　　跟跨国大药企合作，拿两位数的销售分成，一年也有几十亿。自己去做，没有全球化团队，一旦耽搁时间，风险太大。CAR-T壁垒高，实体瘤更是少见，大部分药壁垒没那么高。国内药企如果是做fast-follow的，不跟大药厂合作，临床开发烧钱，容错能力也有限。

　　我们自己做全球性研究，压力也在于资金。要不是资金问题，胰腺癌和胃癌早线国际多中心研究我可能早就干了，我觉得成功概率很大，但投入成本太大。但是随着数据的积累，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去做。

　　时代财经：展望未来十年，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医药行业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宗海：一定会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中美各有各的优势，美国在商业化等方面确实更强，毕竟市场体量在那里；但中国在早期的创新研发上应该会有很大的话语权，中国人既勤奋又聪明，这一点我很有信心。

　　时代财经：下一个十年，科济药业的发展主线是什么？您希望它成为一家怎样的企业？

　　李宗海：说实话，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想这个。科济药业还是要成为CAR-T领域的领军者，更重要的是将创新技术真正落地，去攻克一些难治的肿瘤，能够真正改变一点历史。至于公司要做到多大规模，我没怎么去设计。但这个赛道足够大，就看你能解决多少病人的问题，能创造多少价值，至于其他，都是水到渠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