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在2026新京报贝壳财经年会金融大会“金融强国：驱动产业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发表主旨演讲。

　　田轩表示，我们需要更加“包容”的创投市场、更加活跃的企业创业投资、更加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形成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组合拳，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

　　科创难在于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和失败率高

　　在演讲中，田轩对为何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深刻剖析。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强国”目标，明确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科技金融位列首位。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列为第三项重点任务，这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

　　田轩指出，当前各界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已形成共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具备三大主要特征（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三大要核心素（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以及致力于实现“两个摆脱”（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

　　在他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有内部动因，也有外部压力。从内部看，随着投资边际报酬下降，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中国经济增速已从高速、中高速转入中速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通过科技创新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外部看，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快速追赶，过去40年，中国对美经济总量占比从10%增至65%左右，美国由此感到战略威胁，大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同时，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的位置不高，关键零部件、技术仍受制于人。这些都倒逼我们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田轩表示，他举例表示，A股市值前十中，虽有五家科技企业（较以前已有改善），但其余公司仍以大型金融机构、石油巨头以及茅台等消费类企业为主。

　　科技创新为什么这么难？田轩认为，科技创新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周期长，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地迭代。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因为它是对未知路径的探索，我们很难去计划，同时它的失败率很高。经典金融学理论中用绩效合约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方式就没有办法很好地激励科技创新，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崭新的激励方式。

　　三大关键对策支持科技创新

　　“我们需要更加‘包容’的创投市场；更加活跃的企业创业投资以及更加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田轩呼吁。

　　一是更加“包容”的创投市场。田轩表示，研究显示，超级创业者身上往往具有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等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他们敢于实现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我们需要予以包容。

　　从资本结构看，美国LP绝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一般存续期10-12年；而中国则是5-7年，存续期比美国短一半，且中国风险投资绝大多数都是国资背景，受制于考核等因素，普遍难以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二是需要更加活跃的企业创业投资（CVC）。田轩表示，传统风险投资更多以盈利为目的，但CVC基于战略考量和自有资金进行早期投资，存续期较长，与科技创新周期长吻合。研究发现，CVC投资80%集中于早期项目，是真正能够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不过，现在国内CVC体量还相对较小，亟待政策引导和鼓励。

　　三是需要更加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我们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政策本身的取向对创新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企业家非常聪明，可以主动调整投资决策来适应宏观政策。”田轩表示，但政策不确定性会引发预期紊乱，导致企业观望、缩减长期投资。因此，必须保持政策连续一致，避免忽左忽右或急剧转向，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