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记者张漫游北京报道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循环经济产业迎来规模化发展窗口期。

　　对照产业发展目标，再生资源技术改造、回收体系搭建、再生材料规模化应用、循环设备迭代升级等领域将释放海量融资需求，催生绿色金融市场空间。然而，循环经济项目长期面临价值识别难、数据标准缺失、风险定价体系不成熟等瓶颈。金融机构如何从项目金融转向链条金融，精准适配不同环节的差异化融资需求，成为撬动这一巨量市场的关键。

　　产业规模化窗口期呼唤链条金融

　　我国循环经济产业已站上规模化发展的新台阶。中央财经大学双碳与金融研究中心业务执行负责人吴倩茜列出了一组数据指出，2025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12年提高约77%，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万亿元。“从5万亿元到2030年的8万亿元，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将继续扩张，并带来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回收网络建设、再生材料应用、数字追溯和产业整合等融资需求。”

　　结合《规划》部署，吴倩茜将循环经济的融资需求归纳为两组：一组是围绕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展开的3项任务，包括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另一组是针对回收环节不畅、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提出的2项任务，包括有效畅通废弃物回收网络、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这5类任务构成循环经济全链条治理的主体框架，也对应不同的融资逻辑。”

　　然而，产业规模扩张与多元融资场景并存，金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适配矛盾持续凸显。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分析称，金融机构对接循环经济，首先需要从项目金融转向链条金融。循环经济是覆盖源头减量、清洁生产、绿色设计、回收体系、再生利用和终端消费等的完整产业链，不同环节的现金流结构、资产形态和风险特征差异很大，金融产品也不能“一贷了之”。

　　他进一步分环节拆解了差异化融资逻辑，在源头减量环节，重点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绿色设计，适合采用绿色技改贷款、转型贷款、设备更新贷款等方式，把节能降耗形成的成本节约纳入还款来源；在资源化利用环节，涉及固废处理、再生金属、再生塑料等，金融机构可围绕稳定原料来源、长期采购合同和产业园区订单，设计项目贷款、供应链金融和应收账款融资；在再制造环节，核心是设备、零部件和质量认证体系，适合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租赁以及研发贷与订单贷的组合模式；在回收网络环节则更偏轻资产和分散化，应重点发展基于交易数据、物流数据和回收量数据的数字供应链金融和平台授信。“归根到底，金融机构要把循环经济企业从环保企业重新识别为资源安全企业和供应链韧性企业，围绕真实物流、资金流和碳减排数据，形成分环节、分场景、分风险的金融服务体系。”刘锦涛表示。

　　在吴倩茜看来，面对产业全新发展格局，金融机构必须彻底重塑对循环经济的传统认知框架。循环经济已经从传统环保治理场景，延伸至资源安全、产业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等更广泛领域，金融机构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时，应同时关注资源效率、环境绩效、供应链稳定性和商业模式可持续性。

　　风险分担与价值识别探路

　　在政策理论框架之外，金融创新实践已开始落地。如近日兴业银行天津分行为某有色金属龙头企业发放京津冀首笔“循环金融+碳足迹挂钩”贷款，金额1000万元，期限1年。

　　在贷款活动认定方面，兴业银行在京津冀地区率先参照世界银行核心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循环经济金融指南》中“循环设计与生产”活动类别要求，对企业铝合金加工业务开展全生命周期评估，将废铝回收率与再生铝使用比例等循环经济关键要素纳入评估体系。在碳核算方面，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英国标准协会（BSI）标准为依据，确保碳核算方法与国际接轨，帮助企业精准对接欧盟碳管控要求，科学测算碳足迹。在利率定价方面，该行依据企业产品碳足迹核查结果，将贷款利率与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降幅这一核心指标挂钩。若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较基准年度下降达到目标值，可享受相应利率优惠，以市场化激励手段降低企业资源循环利用成本，支持企业构建“资源再生—终端产品”铝循环产业链闭环。

　　不过，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建设，循环经济金融生态的成熟仍面临多重挑战。刘锦涛认为，当前最大的系统性瓶颈是循环经济的价值识别、数据标准和风险定价体系还不够成熟。“金融机构其实不缺绿色资金，但在实践中常常遇到3个难题：一是循环经济项目的资源节约、减污降碳和供应链安全价值难以量化；二是回收、分拣、再利用、再制造等环节的数据分散，连续性不足，在不同企业或行业之间缺乏可比性；三是再生资源价格波动较大，企业现金流稳定性弱，传统信贷模型不易准确评估。”

　　破局需要政策、金融机构和企业三方协同发力。刘锦涛建议，在政策层面，应尽快完善循环经济项目分类标准、再生资源质量标准和环境效益核算方法，同时通过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政府性担保、绿色采购等政策，提高项目现金流确定性；在金融机构层面，要建立循环经济专属评价模型，不仅要看抵押物和短期利润，更要看技术路线、资源获取能力、下游消纳能力以及合规能力和环境绩效；在企业层面，则需提升规范化、数字化和透明化水平，主动建立可审计的数据台账，把数据转化为信用资产。

　　吴倩茜认为，对绿色金融而言，下一步重点是把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回收网络建设和产业升级等任务，转化为金融机构能够判断的收益来源、风险边界和数据依据。一是完善循环产品的价格形成基础。《规划》提出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规范二手商品流通交易，并推动传统“城市矿产”高值化开发利用。再生材料和再制造产品的市场价值越透明，金融机构越容易判别企业收入稳定性和价格波动风险。二是强化需求牵引和责任分担。《规划》强调扩大再生材料应用，并专门部署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相关项目形成稳定现金流，需要下游需求稳定，也需要回收处置责任清晰。需求和责任稳定后，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供应链金融和中长期贷款才有更坚实的基础。三是完善数据和政策支撑。《规划》提出优化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完善统计和评价制度，加强综合性政策支持。循环经济金融所需的数据，应服务于收入确认、责任履行、环境绩效评估和贷后管理，围绕产品来源、材料流向、回收数量、再生材料比例和最终处置去向，形成可核验的数据基础。同时，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担保、保险、税收优惠等工具，应重点投向回收网络初期建设、规范化处置成本差额、再生产品市场培育和关键技术示范等环节，降低商业金融进入的不确定性。

　　在商业模式加速成型的窗口期，风险分担机制的创新同样关键。刘锦涛指出，循环经济正在从政策驱动走向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金融业抓住这一拐点的关键在于创新风险分担机制，一是推动政府基金、银行贷款、产业资本、信用担保资金四者之间的组合融资，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回收网络、园区循环化改造等项目，由政府投资基金和绿色发展基金承担部分前期风险，银行提供中长期贷款，保险和担保机构提供信用增级；二是发展订单驱动和场景驱动的供应链金融，围绕核心企业或平台企业建立综合授信；三是探索资产证券化和绿色债券工具，把现金流稳定的回收处理、再生资源利用等项目打包，形成可持续的直接融资渠道；四是要把碳减排纳入风险定价，不只看传统财务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