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多地针对属地中小银行及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出台窗口指导意见，对助贷渠道贷款规模增速以及业务边界提出明确量化指标，同时重申融担类业务占比不得超过25%。此举旨在推动持牌机构回归自营，压实自主风控责任，并降低对外部平台的依赖。

　　这一导向延续了2025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密集出台的政策脉络。其中，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从营销端收紧了助贷行业的生存空间，意味着助贷平台过去靠API直连包办一切的模式宣告终结。《办法》将于9月30日实施，整改窗口期已不足3个月。另一道监管铁闸——《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下称《规定》）将于8月1日率先落地，要求产品息费透明化，使得24%的贷款利率成为刚性红线。

　　一场“合规风暴”正以超预期力度席卷消费金融生态，助贷行业或迎来空前的深度洗牌。

　　24%红线挤压生存空间

　　所谓“助贷”，是消费金融生态中的一环，指商业银行借助外部互联网平台发放贷款的业务，部分银行曾借助该业务快速做大贷款规模。此前，部分平台收取超高利息，加上隐性费用，使得助贷业务实际利率超过36%。

　　2025年10月生效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下称“助贷新规”）明确，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需包含增信服务费、担保费等所有费用，且不得超过年化利率24%的司法保护上限。而《规定》强制要求以“明示表”逐项列清全部息费，将这一上限落地为刚性约束。

　　“此前助贷行业大量业务集中在年化利率24%至36%客群区间。”华东地区某助贷机构业务经理凌辰（化名）向上海证券报记者坦言，监管部门合力将直接压缩非息收入，挤压盈利空间，大批小助贷机构的业务恐怕难以为继。

　　这是由于助贷行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三大核心成本之上：流量成本、资金成本、风险损失，成本结构决定其难以适应24%红线。

　　“助贷平台获客流量须从外部获取，再输入给持牌金融机构。”凌辰说，流量成本通常占到用户借款额的6至8个百分点，不同规模的助贷机构资金成本占4至6个百分点和6至8个百分点不等。

　　凌辰称，当前行业实际逾期率在15%以上，仅风险损失一项已是“高企的硬性支出”。上述三块成本叠加，使得绝大多数助贷平台在24%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内，很难找到持续的盈利空间。

　　这也意味着，能够持续盈利的助贷平台将极少，合规成本高、客群运营欠佳的中小助贷机构，将受到更大的冲击，退出市场。

　　监管政策收紧还在持续。据记者多方获悉，目前上海部分支付机构已关停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等（即“7+4”类地方金融组织）的支付账户自动划扣及还款代扣服务，清退工作已于5月31日前完成。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对记者表示，上海此举意在构建助贷新规加支付严管的治理闭环，重点打击行业通过多层嵌套、费用拆分规避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的问题。

　　王蓬博表示，断支付比查产品更直接有效。无论产品如何包装、费用如何拆分，只要走代扣通道即被阻断，违规业务的资金闭环就无处遁形。同时依附这类机构做费用拆分的助贷平台等，营收预计也会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据记者了解，目前这一监管导向未引发全国性跟进，仅北京召开相关会议，强调对小贷支付通道直连的审慎态度。此外，广州则以开具小贷合规证明函为突破口，允许支付机构据此开展合作。

　　亏损压顶唯有“断臂”

　　监管高压下，行业已进入深度盘整期。部分在美股上市的助贷机构近期披露的一季报显示，头部机构虽仍能盈利，但业绩普遍承压，部分机构已出现单季亏损。

　　一季度，奇富科技、信也科技、乐信的净利润降幅均超过四成。小赢科技净利润降幅超过90%，逼近盈亏线，嘉银科技、宜人智科已经由盈转亏。从助贷新规出台以来，奇富科技美股股价几乎腰斩，监管层对助贷全链条风控的持续收紧，预示着行业低迷或将贯穿整个财年。

　　缩编成为行业过冬的普遍选择。从去年四季度起，助贷行业已启动按比例缩编，涉及多类岗位。某头部助贷机构资深人士辛可（化名）称，各业务部门缩编裁员指标部分达20%至30%。有业内人士透露，此轮缩编已覆盖头部机构奇富科技。

　　为数不多逆势扩编的则是贷后催收岗位。“去年四季度以来贷后压力明显加剧。”辛可表示，催收岗不裁反增，同时加速引入外部催收机构，其原因在于风险上行阶段逾期规模快速膨胀。

　　助贷新规首提银行对助贷平台实行名单制管理，也成为加速行业分流的制度推手。名单制管理要求银行对合作平台实行总行级准入审批，涉及风控能力、数据质量等综合评估，区域性中小机构因资质不足面临淘汰。

　　此前部分中小银行及消金公司凭借助贷资金“批发”坐享固定收益，但合作方合规风险持续释放。同时，助贷新规虽未对银行与平台的分成比例设限，但银行资金供给已明显收紧，部分中小银行明确暂停助贷资金投放。合作银行减少、资金成本抬升，压力正加速向平台端传导。

　　“现在助贷的合作机构呈现宏观量级缩减态势。”辛可说，合规性较差、客户投诉量级较大、风险系数较高的下沉助贷平台更容易被砍。

　　营销端告别层层“套娃”

　　盈利承压只是行业寒冬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获客端的监管收紧。《办法》对消费金融行业赖以生存的网络营销端作出清晰规定。

　　华南地区某助贷机构金科风控负责人刘宁（化名）告诉记者，过去互联网平台凭借自身的核心流量入口，以“场景嵌入式”引导用户跳转贷款页面，是消金生态主流获客手段。

　　而这也正是金融产品信息不透明的重灾区。过往用户在第三方场景弹出的贷款页面，即可完成额度测评甚至远程签约，往往难以辨识资金方究竟是哪个机构。层层导流之下，资金经多方转手形成复杂链条，各方风险责任边界也模糊不清。

　　《办法》明确提出，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提供金融产品转接渠道的，应当跳转至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跳转至其他第三方平台。同时，《办法》还要求第三方平台不得介入合同签订、资金划转、贷款额度测评等销售环节，须醒目展示实际提供产品的机构名称。

　　“跳转前后页面还不得使用‘合作方推荐机构’等模糊表述。”刘宁表示，合同签订、人脸识别等环节，须在金融机构官方域名或App内完成，第三方平台仅提供跳转链接，不得嵌入代码或截取、处理用户敏感信息，以保障信息流转的安全合规。

　　刘宁表示，入口收紧后，用户最直观的感受是流程变复杂，需要明确地“跳出去”。这意味着，利用用户在场景中的“冲动”或“惯性”完成借贷转化的模式被终结。

　　针对《办法》中“不得二次跳转”的规定，业内仍存争议。行业人士认为，互联网平台上展示的贷款广告，若仅引导用户跳转下载助贷机构App，未涉及授权或购买金融产品，则即便放款机构另有主体，也不构成二次跳转。但也有专家认为，凡在互联网平台看到的金融产品广告，必须跳转至放款机构的自营页面。

　　业内人士表示，监管层意在让金融产品的随意展示受限，减少诱导与冲动借贷。行业普遍认为，如此一来，用户转化率短期将面临较明显下跌。刘宁认为，失去无感跳转后，“场景获客”被重新定义为引导基于用户主动、明确需求的金融服务触达方式。

　　此外，《办法》剑指营销环节长期存在的诱导性话术等问题，明确贷款产品禁止使用“低门槛”“低利率”等话术，要求利率费率、风险提示等关键信息须与合同一致，并醒目展示。

　　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阳告诉记者，过去“万元日息低至Ⅹ元”等表述，混淆年化利率与日利率，将真实年化利率藏在合同角落，其本质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收割用户。

　　《办法》并非“一刀切”，页面仍可使用“日息Ⅹ元”等表述，但须同等醒目、同步展示对应年化利率。据陈阳观察，已有平台着手整改，例如以“年化利率4.9%—24%，具体以审批为准”替代“低利率”，并将还款方式、逾期责任等关键信息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