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7月13日电 题：欧洲困局：支柱产业被替代，新兴产业接不上

　　作者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冲击2.0”论调背后的焦虑

　　当前国际上炒作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冲击2.0”。

　　所谓“中国冲击2.0”，主要是指过去几年我国出口规模扩大，并且在电动车、锂电池、光伏、高端机械、工业机器人、半导体等前沿高端制造领域开始形成规模化竞争。

　　它与所谓“中国冲击1.0”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些领域原本是发达国家深耕数十年、自恃拥有稳固竞争优势的领域。然而，中国依托完整全产业链配套、规模化产能与持续迭代的工艺，一进入就做得相当出色。

　　从实地调研和行业数据来看，许多高端产品的品质已经接近欧洲水平，达到90%甚至95%以上，而依托本土产业链优势，综合生产成本却能低30%到50%。

　　这就形成了相当大的性价比竞争优势，也直接催生了一些国家口中“中国贸易海啸”评价。

　　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冲击一直在发生，比如德日制造业的崛起和美英金融业的主导，关键的问题是各国所做的相应调整。

　　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一直循序渐进推进再平衡，无论是投资占GDP比重、居民最终消费占比，还是经常项目差额占GDP之比，中长期维度都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演变。

　　东北亚崛起与欧洲的尴尬

　　以AI领域为例，变化非常明显。

　　第一梯队是中国和美国。在算法研发、算力基础设施落地和商业化应用场景落地方面都做得相对较好。

　　第二梯队是英国。由于英国本土传统制造业底盘没有西欧德法等国厚重，未来产业向上拓展的空间相对要大一些。

　　除了中国之外，东北亚在AI发展过程中的硬件崛起非常值得关注。从日本的前沿新材料、精密零部件，到韩国的存储芯片，总体来看，东北亚为全球AI产业链――主要是为西方科技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固完善的硬件基础。无论是从全球资本市场投融资数据还是从新兴产业产能动态来看，东北亚似乎正在迎来第二波制造业崛起的高峰。

　　在全球科创分层格局中，欧洲显得尴尬一些。

　　欧洲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储备大量前沿创新专利和初创创新企业，但从产业化落地来看似乎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突破。从过去的数字经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规则落地，到稳定币监管，再到AI立法落地，欧洲的监管规则出台较快，但前沿产业创新商业化落地似乎没有跟上制度建设的步伐。

　　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

　　从欧洲内部来看，虽然欧盟27国诉求不一、内部分裂特征显著，但当前全欧各界共识性的核心担忧是：如果本土优势产业被外来产品替代，而新兴产业又无法及时形成体量补位原有经济缺口，那么欧洲中长期经济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

　　欧洲运行数十年的高福利社会体系，高度依托汽车、精密机械、化工等高端制造的技术溢价和品牌壁垒获取超额收益。如今，这些支柱产业正受到中国高性价比产品的较大挑战。

　　从内部短板来看，欧洲自身确实也面临多重发展瓶颈。欧洲整体资本市场发育不足，并没有承担起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责任。

　　欧洲原来很大一部分资本市场业务集中在伦敦市场，英国脱欧之后，现在留存相关业务占比只剩下4%，其余业务分流去了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大陆城市，但这些城市的市场承载力、配套法治环境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替代当年伦敦所拥有的市场地位。

　　同时，欧洲人在创新问题上对监管和规范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严苛的合规门槛影响了初创企业创新的活跃度。以GDPR为例，欧洲在个人隐私保护层面做得非常完善，但落地多年的客观结果是，本土并没有诞生出大型全球化科技公司或规模化大数据产业集群。

　　中欧合作是破局关键

　　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的大环境下，中欧也许是多边开放国际经济体系最后的希望。如果中欧之间真的爆发大范围严重的贸易战或经济对抗，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将会非常大。

　　笔者认为，尽管欧盟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加码、贸易壁垒不断增加，但中欧之间深层次的利益共同点很多。

　　关于中欧经济合作的具体领域，有五个可落地的细分方向，可以与欧洲各国共同研讨推进，同时发挥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分工协作、合作共赢。

　　第一是绿色转型领域。这也是双方合作体量最大、落地确定性最高的赛道。中国拥有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整车全链条规模化产能，成本与产业化落地优势突出；欧洲在绿氢、碳捕捉、碳足迹核算标准、新型电网技术、绿色项目认证体系方面积淀深厚，二者产业链互补，是欧洲落实绿色新政、实现碳中和目标绕不开的合作路径。

　　第二是高端制造分工协作。探索形成差异化分工模式，欧洲聚焦高附加值上游环节，主攻核心零部件、特种材料、工业软件、整车底盘设计；中国立足规模化智能制造、终端产品组装落地与广阔本土消费市场，以汽车产业链合作作为典型范本，实现上下游利益绑定。

　　第三是工业AI与智能制造领域谨慎深耕。欧洲在数据合规、隐私立法、AI全球治理规则构建方面具备先发优势；中国坐拥海量工业应用场景、庞大算力底座与智能制造落地经验，双方可以避开通用大模型、人脸识别等敏感领域，聚焦工厂智能化改造、工业数字化等务实项目开展合作。

　　第四是高端服务业双向开放。该领域政治敏感性偏低，是欧洲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的核心来源。2024年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突破500亿美元，知识产权许可费用规模超百亿美元，金融、保险、商事法律服务、医疗、高端教育等行业，既是欧洲优势产业，也契合国内产业升级的现实刚需，双向开放能够稳步做大双方利益蛋糕。

　　第五是第三方市场联合开发。优先避开高度政治化的欧盟整体谈判框架，选择德国、法国等行动力更强的单一主权国家结伴出海，在非洲、中亚等全球南方市场共同落地新能源、基建、制造业园区项目，依托各自优势联合开拓增量市场。

　　当前中欧之间关系呈现典型的冰与火并存格局，关税壁垒、各类保护性法案不断加码代表“冰层加厚”，但跨国企业持续加码对华实投、绿色转型刚需、多边体系共同诉求构成底层“暖流”，尽管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但双边深度绑定的利益基础仍然客观存在。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在哪个领域、遵循什么规则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