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期间，公立医院“瘦身”将朝着更精准方向推进。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于近日全文公开。床位，这个曾被视为医院“基本盘”的存在，成为未来五年公立医院改革的一项关键的约束性指标——根据规划，资产负债率高于80%的公立医院、床位使用率低于75%且平均住院日高于9天的公立医院，原则上不再新增床位。

　　但“控增量”也需避免一刀切。在近几年主动调减床位的公立医院中，既有早年“跑马圈地”式扩张的“大三甲”，也有经营困难、医患减少或被虹吸的一二级医院以及妇产、精神、传染病等专科医院。后者的无奈之举可能会加深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为此，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公立医院的新增床位将向薄弱学科、向基层倾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急性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和患者照护连续性的“双提升”，实现一二三级医院的上下联动和急慢分治，规划首次提出了“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这一量化指标。此外，在严控公立医院扩张的同时，规划也为社会办医的有序发展留出更多政策空间。

　　首提“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

　　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加剧了供给侧改革的迫切性：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和慢病发病率增长，传统依赖三级医院提供急性期治疗的供给结构，面临严峻挑战。同时，若大量急性症状稳定后的患者，因后续照护缺位而滞留院内，或因康复需求未满足而“复住院”“长住院”，还会直接拖累社会整体医疗服务的周转效能。

　　为此，规划再次强调，“十五五”期间，中国医改将聚焦“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一个衡量卫生服务连续性的客观指标被首次提出：到2030年，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由当前的0.51张提升至0.65张左右，此类床位主要包括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对第一财经表示，近年来，尽管多地在前述三类床位的扩增上已初具规模，但此次是首次以“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这一体系化的概念，予以归总。

　　金春林认为，中国计划用五年时间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微增0.14张，这一审慎目标的设定，考量核心并非基建投入，而源于筹资机制、人才储备与市场需求。其一，康复医师、治疗师及老年护理员等专业人才缺口显著；其二，长护险推广仍面临多重掣肘，老年家庭的支付能力与意愿直接关乎护理创新有效需求的释放；其三，患者及家属对急性期后专业化照护的认知尚待普及；其四，康复、安宁疗护等项目收费偏低，面临盈利困境，医院内部床位转化动力不足。

　　国务院参事、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执行院长刘远立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也提到，接续性床位的执行主体应是公立医院。基于此，医保部门的补偿和激励作用、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作用不可或缺。

　　他同时认为，作为“以人为本的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的关键要素，在理解接续性床位时，不应局限于“医院内接续”，也应关注“体系内接续”，即实现“床位跟着患者诊疗阶段流转”。

　　规划也提出，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具体来说，健全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其他医疗机构共同参与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支持城市二级医院、县级医院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短缺服务。

　　为补足人才短板，规划还提到，鼓励医学院校强化康复医学学科专业建设，加强康复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

　　按照既定目标，到2030年，中国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达到0.7人、1.6人。

　　新增床位结构性转变

　　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医疗机构床位数量在2024年的基础上骤减28万张，这是近10年来中国医疗机构床位数首次出现下降。

　　在“控三稳二强基”的公立医院改革方向下，规划进一步强化了城市二级医院“夹心层”的作用，要求适度控制治疗性床位增长，并对公立医院举债建设给出“红牌警示”。

　　规划明确，资产负债率高于80%的公立医院、床位使用率低于75%且平均住院日高于9天的公立医院，原则上不再新增床位。

　　为了遏制大城市公立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规划还提出：严格控制在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省会城市核心区新增床位，增量床位向资源薄弱、交通不便或人口净增长的区域倾斜。

　　二级医院应更好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根据规划，稳定和优化二级医院发展。支持城市二级医院、县级医院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短缺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上医院成立住院服务中心，逐步实现全院床位集中管理、统一调配。

　　新增床位则需发生结构性转变。

　　根据规划，适度控制治疗性床位增长，增量床位向慢性病、重症、精神(心理)、康复、护理等薄弱专科领域倾斜。

　　到2030年，中国每千人口省办及以上医院、市办医院、县办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预期分别为0.7张、1.38张、2张、1.23张(医院床位含同级妇幼保健院和专科疾病防治院床位)。

　　三级医院有望在承担临床科研项目中获得床位增量空间。

　　“根据国家有关部署，承担临床研究任务的医院可设置一定数量的研究型床位。”规划称。

　　刘远立认为，医疗服务的改善过程有三个阶段：保障医疗安全、提高医疗质量、创新医疗范式。每个阶段，特别是第三个阶段离不开科学研究（尤其是旨在成果转化的临床研究）。因此，三级医院研究型床位的规制、管理和利用对于促进临床研究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金春林提示称，在鼓励三级医院进行医疗创新的同时，也应避免“一哄而上”。

　　为此，他建议在管理上“松紧结合”。一方面，严控研究型床位的医院准入标准，明确相关医院的院级统筹和独立核算机制，并在监管层面，对临床造假或不达标的机构取消研究型床位的申请资格同时予以通报；另一方面，健全激励和容错机制，给予PI（主要研究者）相应的床位调配权，促进临床研究型项目与政府类项目被同等对待，并对于因临床试验方案而导致住院日延长、费用超支等病例，允许不纳入常规绩效考核。

　　为社会办医松绑

　　第一财经注意到，在“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规划主要指标中，“每千人口床位数”这一涵盖总量的传统指标隐退，被“每千人口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取而代之。

　　金春林认为，上述指标口径收窄，意味着“十五五”期间政府总量规划干预将聚焦公立医院，这恰能为社会办医松绑，促进民营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刘远立持相近观点。“由于公立医院的发展涉及公共资源的投入，所以政府规划中包含‘每千人公立医院床位数’的规定是合理且有约束力的。”

　　与公立医院境遇相似，非公医疗在经历上一轮规模化扩张后，又直面医保控费与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延伸的双重挤压，经营承压日益凸显。床位闲置等问题的严峻程度甚至超过了公立医院。

　　不过，在刘远立看来，民营医疗机构需要为自己的投资负责，政府不对其设定床位数上限实则从制度上为社会办医留出发展空间。

　　规划设置专章聚焦“健康产业提质升级”，并为民营医院转型指明路径：鼓励社会力量在康复、护理等短缺领域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发展多元化健康服务；推动民营医院专科化、品牌化、连锁化发展；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鼓励增加覆盖健康干预、特需医疗、创新药等的新型健康保险产品供给。